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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首部作品《大地上的亲人》到《我的二本学生》系列，作家黄灯关注的焦点始终未曾改变，那就是隐匿沉默的大多数。“‘二本学生’的话题，不过是‘亲人’话题的自然延续。”无论是身边的亲人，还是讲台下的学生，帮他们发出足够的声量，给他们以“出镜”的机会，也许就是最好的看见和理解。
8月25日下午三点，作家、学者黄灯来到广州方所，与学者、好友滕威、林峥一起围绕黄灯《大地上的亲人》《我的二本学生》《去家访》几部非虚构作品，聊了聊关于如何开启非虚构写作、关于家乡、关于隐匿人群中外表沉默但内心呼啸的大多数，共同看见他们的困境与希望。
以下为本次活动精华回顾。
作品分享会现场
【文字根据现场交流整理，已经发言者审阅】
1
“二本学生不仅仅是一种身份，
其实更是一种位置，一种心态”
林峥：我想在座读者朋友们对黄灯老师都比较熟悉了。记得是2016年春节，在公众号上看到那篇刷屏的《一个农村儿媳眼中的乡村图景》，当时就深深地被触动。这篇文章也促成她后来写出这本《大地上的亲人》。后来我作为一个教师，看到黄灯老师写的《我的二本学生》，同样也是一本刷屏破圈的书，我自己也非常感动。虽然我教的学生跟黄灯老师教的学生在群体上有些不同，但背后本质的很多问题是相通的。所以我先是作为读者，后来有幸认识了黄灯老师并成为朋友，我们一见如故。
有一次我在私下聊天中跟黄老师说，我觉得《我的二本学生》之所以能引起那么大的关注，是因为我是一个“80后”，在我成长的年代，有一本书特别流行，叫做《哈佛女孩刘亦婷》。我觉得那代表了90年代甚至到21世纪初的一种氛围，就是我要更高、更快、更强，我要努力成为人上人，我们要以哈佛女孩为目标。但是我觉得在这个时代，实际上整个大的时代环境发生了变化。虽然我们每个人不一定都是二本学生，但我们每个人又都是二本学生。二本学生它不仅仅是一种身份，其实更是一种位置，一种心态。所以我觉得这是黄灯老师的书写，虽然可能不是每个人都生长在乡村，或者有乡村经历，或者不是每个人都是二本学生，那为什么她的写作能打动那么多人？正是因为她看见了隐匿沉默的大多数。我觉得这是黄老师写作的意义，也是我们今天聚在一起来听她分享，我跟滕威老师一起来参与讨论的意义。
首先我想有请黄老师跟我们分享一下她写作这两本书的缘起，以及经过几年，整个过程中您自己有什么新的感想、心态的变化等等。
黄灯：好的。说起来也很有意思，我出版了三本书，这本书两次在方所做活动，那种感觉特别微妙。你说我写两本书的心态有什么变化，其实我觉得不管是写两本书，还是写三本书，我关注的东西是没有变化的。有时候回过头去看，我后面的写作，所有的影子、所有的种子，在《大地上的亲人》里面都可以找到，所以关注的话题其实是没有太多变化的。尽管很多人说非虚构写作不应该有太多话题性，我不是故意要有话题，但非虚构写作如果有话题聚焦的话，也不见得是一件坏事情。
《大地上的亲人》书里所写那些事情，2016年我都超过40岁了，结婚好多年了，我儿子都9岁了。进入一个农村家庭，我自己也是农村出身的，在跟我丈夫谈恋爱的时候，他就非常明确地跟我说，我们家很穷。我说，穷还能穷到什么程度呢？但我后来才明白贫穷的意思，我是跟他结婚好多年以后，才明白他为什么跟我说这些。
以前我只是一个感觉，但跟他结婚以后，目睹他们家里发生了很多很多的事情。一方面我作为一个当事人，因为都成为他们家媳妇了，那就是他们家的一员。目睹他的父母、他的哥哥、他的嫂子、他的姐夫，还有他妹妹的出家，他侄子作为留守儿童，一系列的事情，就再也不是作为一个概念停留。所以我丈夫跟我说过很多次，说他很想写一下家里的事情，我说，那你写。他基本上跟我说了五年都没写。我就在想，为什么他不写？我后来才理解到，因为他是当事人。
2
“若干年以后，世界上没有一个人
知道这个老人来过这个世界”
黄灯：前几年那篇文章被别人批判说消费底层，我觉得这个观点是非常残酷的。他们都不知道当一个作家去写底层的时候，他的内心有多难受。你们可以去尝试写一下自己最伤心的东西，写一下你最不忍心看到的那群人，去体验一下。所以我理解了他为什么不写，他如果写他的家事，那就是把他的伤口再撕开一遍。他的二姐自杀，妹妹出家，还有一个姐姐生病，这些其实都不是特别戏剧化的东西。对于我丈夫他们那个年龄段的人来说，那么多子女，那么穷的家境，发生这所有的事情在农村里面都是最普通的日常图景。很多悲剧性的东西，我们用文学手法把它表达出来以后，它就被对象化了，就成了一个艺术品。它如果没有出名还好，就是作者借这个东西把它抒发了。它一旦传播开，就变为了一个公共产品，变为公共产品以后，任何人都可以带着任何心境来审视。
我婆婆2015年暑假去世的时候，我去搜她那些遗物。因为农村人去世了，就要把好多东西都烧掉，她用过的衣服等等，我就发现，只有在去世的时候才可以看出一个人的底色。她没有几件像样的东西，有一些90年代农村的那些交粮食之类的东西。我本身对证据性东西特别敏感，从小到大就喜欢收集那些。所以当我的哥哥、嫂子他们把这些东西堆在一起的时候，他们没有意识到这里面有些东西可能是值得留下来的。但我去整理那些东西的时候，首先就发现了姐姐那张照片。因为我丈夫从来没给我提起过她，我就拿着照片去问我那两个大姐和四姐，她们说，这个就是二妹，她已经死了。她20多岁，八几年的时候服农药死的。我再去问丈夫，丈夫说她就是在这间房子死的，房子还在。他说，妈妈死之前就拿着那张照片。我当时就在反省：“你不是整天写东西吗？家里发生那么多事情，你如果不把你的妈妈写下来，她死了以后，最多可能子女还会记住。若干年以后，世界上没有一个人知道这个老人来过这个世界。”
我当时写那篇文章的情感动力来自这里，纯粹就是不服气。我不愿意我的文字只能够变成论文，只能够变成换取好处的一个筹码，不愿意变成那些能够被KPI具体化的东西。我的婆婆，尽管不是自己的亲生妈妈，但是跟她生活了那么多年，我知道一个老人一辈子承受了多少痛苦。
林峥：她刚才讲的好几处动情的地方，也是我在读《大地上的亲人》这本书时特别感动的地方。我在读这本书时，一边很想读，一边又觉得阅读过程很艰难。因为觉得很沉重，因为知道它是一个非虚构作品，是现实，而不只是把它当作一个文学作品来阅读的时候，就更沉重。以前我觉得余华的《活着》把那么多苦难堆到一个人身上，是有点过于戏剧性的处理。我看到您先生也写到这一点，我读一两句，特别打动我。“在我的感受中，中国农民真正的苦难是天聋地哑的，他们的存在本身就意味着苦难。”后面他说，“其实他们的苦不必像余华写的，要用那么多的死亡、犯罪等悲剧事件去填充，好像没有这些悲剧性的事件，这些人的生之悲苦就不复存在。其实一个农民的苦就在他们生而为人，并以人的生命形态活着的每一天中。”我当时读到就特别感动。想请滕威老师分享一下您既作为读者，作为朋友，也作为一个学者的感受。
学者、中山大学人文高等研究院副院长 林峥
3
黄灯的非虚构“三部曲”，
呈现了近30年来中国社会的真实图景
滕威：我认识黄灯很多年，那时候我们都是普通老师，也算相识于微末。但是我从认识她的时候已经能感受到，在广州这么大的城市，这么多高校老师，我们能一见如故，说明我们对中国的社会现实，对中国的教育现实，对中国的社会未来有着一些不用说出来的共识。我们在很多方面有着共同的心路历程，说理想主义也好，说知识分子的矫情也好。后来她因为那篇长文，在网络上成为网红作者，到后面她开始一本一本出版非虚构作品。每一次我尽我自己所能，会帮黄灯宣传她的新书，那我姑且称之为“三部曲”的（作品）。她在写第一本的时候，并没有预料有第二本。但我今天回头去看，她其实还是有一个比较清晰的叙事逻辑或者线索的。
从她开始写《图景》那篇长文，到《大地上的亲人》，在《大地上的亲人》里面，她已经讲到她丈夫家里的孩子们，所谓的“农二代”吧，他们很无望的一点就是很难再考出村，成为一个大学生。我记得她说他们家一个孩子考完大学以后，十八年再没有考出过大学生了。那个所谓考出来的大学生也不过是个二本学生，这个二本学生就考到她的学校了。她想在广州周边一个地方找一个不错的工作都非常难，这个难不仅在于她自己的二本学历，同时也在于，黄灯很坦诚地说，她跟她丈夫没有能力帮她找工作。（能感受到）那种无力感，我们作为一介书生，完全没有任何社会资源可以调用。
从这件事以后，我们就可以想象为什么她后来开始写《我的二本学生》，因为二本学生就是无数像她的外甥女芳芳这样的年轻人的故事。她开始写她外甥女这一代人的故事。本来这些孩子通过考学已经进城了，可最后的出路是被迫返乡，因为城市不接纳他们。知识改变命运，只要努力学习考上大学就会过上好日子的这种承诺，不再具有任何现实意义。到这个时候，二本孩子的命运或者他们的故事讲完了吗？没有。因为他们回乡，回到的不是黄灯他们那一代人走出的故乡，是第二代人走出的故乡，所以黄灯跟随他们回乡的脚步去家访。所以可以清晰看到这个从乡到城，从城到乡，和黄灯对三代人进城、返乡这样命运周折的不断追寻、不断追问。
左：非虚构作家、学者 黄灯
右：学者、华南师范大学教授 滕威
到底为什么？他们不够努力吗？他们不够有才华，不够勤奋吗？都不是。但是为什么乡也回不去，城也进不了？所以我觉得在这“三部曲”中，这三代人的命运中，在这个不仅仅是广东，不仅仅是湖北、湖南这样的书写中，它呈现了起码是我们近30年来某种意义上中国社会的真实状况和图景。所以我们读这三本书的时候，我特别同意刚才林峥说的，你不可能一口气把这三本书当中的任何一本读完，如果你们谁是一口气读完的，我就敬你一句英雄。为什么？因为你的内心实在是太强大了。我经常读一个故事以后，我就要放下，因为太难受了。后面就想知道，怎么样了呢？我特别希望他过得好，因为他不是纸片人，都是她的亲人。如果他有好一点，我觉得也获得一点慰藉。这个书看上去是娓娓道来的，但这三本书其实非常tough（艰难的），力量是非常足的，这是我的第一个感受。
第二个感受，就像黄灯说的，这本书不是她一个人完成的，是他们全家人一起完成的。这个是我觉得非常难得的地方。我经常看到她写到，比如她去家访，也是他们全家人一起出动，带着孩子去翻山越岭。
第三点，我觉得在写作中，她不是很自信地去面对这样一个话题，她一直有非常强烈的对所谓底层，所谓二本学生，所谓今天社会的失败者、边缘者、掉队者，对这样的一些人群，她投向的目光。她有着对这个目光本身和自己作为目光发出者的警惕。她经常会反省，我的目光是不是带有文化上、智识上的优越性？是不是会带有我一个已经成功入城的、在城市里过上一份准中产生活的一种优越感？是不是带有我一个外在的旁观者的一种优越感？所以她无数次地在每一次个人对个人、个人对某一个家庭、个人对某一个群体的对话中，把自己放置在跟那个群体平等的位置上，她无数次地让他们自己出来说话，而不是说我去审视你们，去改写你们的生活，去美化你们的生活，去征用你们的人生作为我的写作素材。
所以我能理解刚才黄灯说有些人对她的批评。你发现了一个人群，二本学生，然后你就征用了他们的生命故事，变成一个流量密码，然后你就成名了。她每一次去写作她身边的亲人和她的学生，她是血肉相连的，不是高高在上和完全在外的。所以你怎么可以说她是无情征用他们的故事，而不牵连着自己呕心沥血的写作？这个是完全没有道理的。她的写作带给我的思考就是，我们重新发现身旁，重新发现“附近”的时候，对身边的社群及其文化进行再现，那么写作的权力，我们再现别人生活的叙事边界感在哪里？这个我觉得是很重要的议题。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黄灯所描写的乡村也好，普通大学生也好，她没有把他们浪漫化。怎么去把握这样一个分寸？就是在共情和痛惜中有一些批判性的审视，但这个审视首先是朝向自身的。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话题。对于写作者来说，除了上述这些议题之外，《大地上的亲人》绝不是简单的传记性的，或是随笔性的一种写作，它同时也是一种学术性写作，也是一份思想笔记。所以黄灯说把它当论文，那当然是论文，它是一种知识生产。这个议题的思想性体现在哪里？这里面无数次出现。她对于比如说农村的凋敝，比如说城乡二元结构到底如何破局，比如说传统社会的家族结构、家庭结构、情感结构，甚至包括信仰结构的坍塌如何重建，是否需要重建？比如说今天所有社会关系的商品化，或者金融化、数码化、数字化，用很多细节性的呈现来提出这些问题。她可能没有给答案，因为没有人能给答案。但是能够观察到这些问题，提出这些问题，我觉得已经是这个时代非常杰出、优秀和敏锐的写作者和批评者。所以我在上述这些意义和层面上，我是非常推崇和敬重黄灯这“三部曲”的写作的。
作品分享会现场
4
“最老土的现实主义，
不就是非虚构吗？”
林峥：刚才谈到，黄老师这三本书都不是文学虚构作品，您其实更多是以一种社会学、人类学的视角来书写的，在这方面，我们可不可以来谈一谈？比如说为什么选择了这样的书写方式？这和虚构的文学作品有什么不同？为什么这样来呈现乡村或者说底层？
黄灯：这个问题，就是说一个人选择什么样的文体背后最根本的动因是什么，其实我也很好奇。为什么有些人写小说，有些人就写诗歌？那我为什么就喜欢非虚构呢？我以前也不知道。我在这里的话就要讲远一点，因为我不像林峥和滕威她们本科就读北大的，她们两个都是智商高，又很有思考能力。我读的岳阳大学，这个大学都没有了。我为什么写《我的二本学生》？因为我知道中国90%的二本大学都是由以前的专科合并而来的，我对它们的前世今生太了解了，因为我的学校就是这样的一个学校。再加上我是个下岗工人，就是我大学毕业以后到一个工厂里上班，97年那一波波及东北，其实也波及到全国所有工厂，我刚好就是当事人，就被下岗了。也就是说双雪涛是我师傅的小孩，他们还小，当年可能在读小学，但是我大学毕业了，当然年纪不算太大，有二十三四岁，我目睹了那个过程。所以我99年考到武汉大学去读研究生以后，总觉得我占了大便宜，觉得我偷偷摸摸进到好的大学读书去了，但你本质上就是一个专科生，就是一个下岗工人。我其实内心始终有这种身份的。
我以前会觉得重点大学怎么光鲜、怎么靓丽，当我去读了以后，尤其是读博士期间，因为我们那个年代读博士，正是西方理论最流行的时候。你离开现代性，你不能说话的，你离开后殖民、女性主义，是没办法发言的。你怎么这么无知，连这些理论都不会说？但我的经验告诉我，如果只是说理论，理论也有问题的。那你说我这种人做学术肯定就没有那么专心，因为我本身内心就怀疑那些东西，我就在反思。我进到重点大学读书以后，也不知道为什么，我脑海里始终就是以前在工厂里面跟我一起劳动的那些师傅的场景。我以前一直觉得我逃离了这个工厂，我就彻底跟他们没有关系了。但我进了重点大学，发现那些师傅总是跑过来找我，在我脑子里面转来转去。比如说我那个叫秋保（音）的师傅，他本身就有精神病，每次要有人下岗的时候，我的工长就说，今天晚上排班先排秋保，因为他如果不干活，他的精神病会更厉害。当年因为他是国营企业正式工人，不会去把他开掉。当年工人之间其实真的有点情谊的，所以我后来觉得很多对国营企业的妖魔化，是有意见的。我其实一直想写一本我工厂的书，只是没时间去写。我真的有太多话要说。整个国营企业是怎么被瓦解掉的？我就是一个见证者。
所以我是有了那段经历以后，再到一个精英大学去学习，去写论文。我在中大读博士的时候，其实偷偷摸摸写了一些所谓的思想随笔。03年暑假还写了一本书，现在看起来那就是非虚构作品，当年没有这个概念。为了证明它的真实性，我在前言里面发誓一般地说：“如果我以后还创作的话，请你们相信我，我在用最老土的现实主义表达我的生活。”现在我印出来的书上面还有这些话。现在回过头想，最老土的现实主义不就是非虚构吗？也就是说我在读书过程中，林峥说我反省自己，我一直在怀疑自己。包括后来你们说我成名了，我也在怀疑自己。我觉得这是假象，没有别人想象的那样，其实都是一些很偶然的事件，无非是因为我把它表达出来了，有些东西可能就聚焦到了我身上。
5
人文学者应不应该发声？
应该怎样发声？
滕威：我跟黄灯的经历完全不同。我从来没有在农村生活过一天，除了短暂地到农村去民宿住一宿。我都没有什么家族，我们家人特别少，也没有什么乡愁，没有什么亲情。可我为什么仍然在她的书中获得很充裕的情感共鸣？是因为她所描写的农村凋敝过程中那些被甩下的亲人。刚才她说，我们不说现代性都开不了嘴，就是这个现代化过程中，被甩掉的亲人们。我成长过程中（也有类似情况），我面对的历史不是农村的凋敝，是整个东北老工业基地衰败的历史。这个过程中又有多少我的亲人、我的朋友、我的邻居、我的同学？他们在这个过程中成为掉队者，成为失败者，成为万劫不复的、没有办法再自我拯救的、不断挣扎、沉沦的人群。所以我在她的书中读到她那些亲人的故事，就是换一个城市场景，换一个名字，也是我身边人的故事，这是放在一起（共性的地方）。
黄灯的经历是她又下岗，又经历乡村的凋敝，所以她等于是把城乡现代化过程中的问题，在前半生一个人都体验过了。这个经历真的是独一无二的。我始终是作为一个旁观者来看待这个过程的。我们的共情是，作为一个人文的观察者，我们除了学术生产、教书育人的工作外，我们对这个社会的历史变迁，应不应该发声？我们应该怎样发声？她说她想写工厂的故事，我这次暑假回家乡哈尔滨，看到我父母工作一辈子的工厂不存在了，我也有一种想写作，想记录下他们作为共和国第一代工业建设者的生命故事的冲动。我期待她写第四本，如果她真的写第四本，这个图景会更完整了。可能当她写到工厂故事的时候，我能把我的情感经验更好地纳入进去，那样我就可以心安理得地阅读你的故事，投入自己的情感。
刚才黄灯说，她尽量让她的二本学生听到一本的课。我经常跟我的学生说，我在这个学校唯一的意义，就是让你们觉得有我的课堂就是北大了。我不会觉得你们不配听我给你们讲更多，就你们这个水平，我讲这些就够了。我觉得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能不知道教育体制要怎么去变，但我们自己作为教育工作者，怎么能够让今天如此紧绷但又在挣扎的年轻人，他们能够摆脱这样的生存空间？不是我们这的教育，是全世界的教育，它不是通往自由，你越要求自由和公平，它就有越多的表格，越多的考核，越多的程序。新自由主义就是你越自由，越官僚，越官僚，越自由。
黄灯：时间过得很快。其实这个问题还没讲清楚，就是写这两本书的目的。后面的写作和《大地上的亲人》之间的关系体现在哪里呢？
我在《大地上的亲人》里写有“打工记”，有不同的阶段。我的叔叔、哥哥他们是第一代打工的人，他们的孩子是第二代打工的人，然后再到第三代，就“90后”那一波。其实我当时觉得好奇怪，为什么我在写《大地上的亲人》的时候，写了那么多不同年龄段的人的打工。说到底就是我在写这本书的时候，内心最焦虑的一个问题就是他们怎么办？那些比我小十几岁、二十多岁的年轻人怎么办？我丈夫跟我说家里情况的时候，我说，现在有可能你的侄子和侄女都过不上你哥哥那样的生活，因为你哥哥还有你们妈妈爸爸来帮他。他们那个时候电子产品没那么流行，他还能够过一点这样的生活。但等到他们的孩子，也就是我哥哥的孙子再长大的话，那个时候怎么办？其实都是非常现实的问题，而且我和我丈夫毫无办法。我们能帮什么忙？什么忙都帮不上。如果他们真的很会读书，要读研究生了，我好歹还可能认识一些人，跟他们推荐一下。你说你找不到工作，我又不认识很多工厂的人，我就没有办法去具体办成这些事情。个人在整个家庭结构里面有时候也蛮尴尬的，你又不能借钱给他们，帮他们建个房子，又不能帮他们解决工作问题。但你又明明知道他们的生活会滑向哪里，那种煎熬的感觉是非常强烈的。
图书简介
《大地上的亲人：一个农村儿媳眼中的乡村图景》
作者：黄灯
译林出版社
ISBN：9787544796088
“在亲人天聋地哑无法表达的境况中，我的写作，是一部三十年来社会转型过程中，现代性裹挟城市的面具，彻底渗透到村庄、渗透到生活于此地人群的经验史。我出入与我深刻关联的村庄，借由亲人的遭遇，试图展现出身为农的亲人和命运抗争的复杂图景，追问中国村庄的来路与去向，也借此袒露内心的不解与困惑。”
本书是非虚构领军作家、学者黄灯的代表作之一。继《一个农村儿媳眼中的乡村图景》一文引起全国范围内大讨论之后，作者黄灯历时一年，爬梳整理20年来对乡村问题的研究思考，聚焦3个具有样本意义的村庄——嫁入丰三村、生在凤形村、长在隘口村，追踪50位身边亲人的命运流徙，以社会学精确视角和置身事内的切近温度深入体察乡村个体的人生经验，“勾勒出中国农民与命运抗争的复杂图景”，完成《大地上的亲人》一书。书中的他们面目不再模糊，而是“在柴米油盐、生儿育女、生老病死的细枝末节中推进人生”，在现代化的潮流中，起起伏伏，充满活力又潜藏隐忧。
身为亲人的黄灯，以文字重建与他们的精神联系，带给读者启发与深思。在时空的错落中，黄灯关注到现代性转型过程中的村落命运。在时代的裂变中，大地上的亲人们承受着个体与整体共生的命运。在关于乡村的叙述中，他们不是作为一个个偶然的个体存在，而是始终作为一个庞大而隐匿的群体在默默承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