脱贫攻坚的“扶志”转向兼论贫者心理困境及其改善

第6卷第1期2019年1月

Vol.6 No.l JAN.2019

□社会治理

脱贫攻坚的“扶志”转向

—

摘要：作

兼论贫者心理困境及其改善

张军

为“十三五”时期扶贫攻坚的重要战略，“精准扶贫”自提出以来已在扶贫实践中取得了重要成效。然

而现实中脱贫任务的艰巨性不仅在于物质匮乏，更在于贫困人口所拥有的“等靠要”等消极心态，以及“被施舍者”的 错误心理定位，难以跨越的“贫困鸿沟”由此形成并固化。及各社会主体如何应对贫者心理困境，使之全方位脱贫， 成为亟待解决的现实性问题。聚焦脱贫攻坚中的心理困境问题，以精准扶贫中的“扶志”转向为研究基点，借助文献分 析和实地访谈等手段，结合赋权增能等助贫理念，设计了贫者心理困境的改善路後，以期激发脱贫内生动力，打赢脱贫 攻坚战，进而促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顺利实施。

关键词：贫困心理；扶志；心理扶贫；赋权增能

―、脱贫攻坚中的心理贫困难题

时下中国的贫困问题虽然一直广受关注，但是过去对其研究一直聚焦于客观条件及社会制度面向。而 从词源学来看，《当代汉语词典》中将“贫”定义为“穷”，即“缺乏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没有钱“困” 定义为“陷在艰难痛苦中或受环境、条件的无法摆脱” ®，过去一般认为贫困总是因贫而困，但在扶贫实 践中往往可以发现，贫困户早已解决了 “贫”的问题，却往往难以立竿见影地脱离“困”的漩涡。这种漩 涡主要来源于贫困人口的心理状态和主观意志上，给脱贫致富带来很大困难，甚至由此返贫。

由于初期的扶贫工作重点集中在物质帮扶或经济扶助，缺乏对贫者心理困境的关怀，也难以全面取得 脱贫攻坚战役的胜利。由此，党在十九大报告中特别提出了打赢精准脱贫攻坚战的新思想和新策略，

基金项目：安徽省教育厅重点研究基地项目“皖北农村社区4互联网+精准扶贫’的创新路径研究”（SK2018A0031);国家级 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精准扶贫中的‘扶志，转向：贫困人口的贫困心理困境及改善路径”（201810357144) 〇

作者简介：张军，安徽大学社会与政治学院副院长，教授，安徽大学农村社会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网络社会学、 农村社会学。（合肥，230601)

安徽大学社会与政治学院2016级本科生于桐月同学在本文理论文献与实证资料收集、部分章节观点提炼等方面均做出重要贡献， 在此表示诚挚感谢！文责自负。

①莫衡等:《当代汉语词典》，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1，第618, 837, 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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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贫攻坚的“扶志”转向

即“注重扶贫同扶志、扶智相结合，激发摆脱贫困内生动力” ®，这不仅意味着扶贫工作由单一物质层面转向 精神层次，也体现了注重贫困人口的可持续发展，标志着国家在精准扶贫中的“扶志”转向，为各界 扶贫开发工作指引了新的方向。面对脱贫攻坚的新形式，笔者针对贫困的相关界定如下：在经济或精神上 的贫乏困窘，称之为贫困，是一种社会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贫乏的综合现象；相应地，贫困心理则是指与 贫困伴生的主观心理感觉。

贫困心理的产生有其复杂的形成机制，受到主客观因素的交互影响，在现实生活中呈现出繁杂多样的 心理境况。例如一些常年受到病痛折磨、天灾人祸侵扰的贫困对象，逐渐产生了绝望心理、认命心态；或 是长期受贫困困扰的人由于经济收入、声望、权力等要素的缺失或被剥夺，造成社会心理问题，容易产生 自卑、孤立、清绪和消极懒怠、宿命论等心理困境，具体表现为：争做贫困户、庆祝建档立卡的“攀比” 心理；担忧畏难、不敢前进、不愿摘帽的固化思维；依赖福利、安于现状、懒于工作的消极态度；埋怨指责、 用任务指标“绑架”基层工作者的“应得”思想……这一系列现象彰显着贫困户深刻的心理困境与实 施的限度问题，使得脱贫攻坚工作常常陷人僵局。

在脱贫攻坚实践中，了解贫困者具体存在何种贫困心理，探究如何对症下药解决这一困境，使其在脱 贫致富的道路上发挥主体性、更具获得感，是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也是本文所聚焦的研究重心。

二、从“扶物”到“扶志”：脱贫攻坚的实施范式演变

厘清社会实践中的贫困问题，首先需要对“贫困”的本体概念进行梳理考察。国内外关于贫困概念的 界定由来已久，对于贫困的理解也经历了从单一维度到多元维度、从收入贫困到能力贫困、从客观贫困到 主观贫困的动态演变过程。

传统观念中对于贫困的定义常以经济收人作为单一衡量标准，其本质是一种绝对贫困、生存贫困的界定。 英国学者朗特里（B.R〇wntree)最先提出：一个家庭处于贫困状态是因为它所拥有的收人不足以维持其最低 生理需要。②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和文明的演进，不少学者在关于贫困的探讨中引入了“发展”视角。比如， 阿马蒂亚•森（AmartyaSen)首先突破了传统概念的藩篱，提出了能力贫困观和权利贫困观，以“可行能力” 作为衡量贫困的标准' 戴维（David B. Gmsky )和拉维（Ravi Kanbur )在《贫困和不平等》一'书中进一‘步展 开了对传统“收入贫困范式”的批判，认为该范式存在内在的缺陷和对贫者的歧视,应该以“天资贫困”或“机 会匮乏”范式对贫困进行新的解读与测量，因为增加收入无法消除根植于深层的社会剥夺感，难以消除贫 困的“主观体验”，甚至有时会使情况愈加恶化，形成社会排斥情绪，使受益人蒙羞®……二者的研究实际 上已触及了贫困心理困境的话题。

贫困概念从“收人”向“能力”的认知界定转向，必然作用于扶贫实践研究，并使后者亦经历了从“扶

① 《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三年行动的指导意见》，《人民日报》，2018-8-20。

② Rowntree，Benjamin Seebohm. Poverty: A Study of Town Life. Charleston: Nabu Press,2000.

③ 阿马蒂亚•森:《以自由看待发展》，任赜、于真译，北京冲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第14-19页。④ David B. Gmsky，Ravi Kanbur. Poverty and Inequality. Stanford，Califomia: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06, p.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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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到“扶志”的转变。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先后组织实施了大规模持久且富有成效的专项扶贫开发计划， 打造了符合国情、具有特色的“主导、社会参与、自力更生、开发扶贫”的扶贫开发格局，积累了大 量可供参考的实践经验。从既有研究来看，扶贫实践共有物质扶贫、精神扶贫和综合扶贫三种范式。

(_)物质扶贫：“脱贫攻坚”实施的传统路径

新中国初期的扶贫实践主要是以为主体、财政投入为主要手段，并在一定时期获得了较为显著的 减贫成果。这一传统扶贫模式是一种由和社会筹集资源，通过行政协调和市场配置，以产业扶贫、金 融扶贫、劳务扶贫等方式提高贫困户收入，保障其生存、医疗、教育等基本权利的机制。不少学者对这一 扶贫模式进行了梳理研究，并积累了丰硕的研究成果。

聚焦梳理扶贫资金投向，张彬斌归纳了新时期扶贫执行以来扶贫资源的几种传递机制：（1)改 善农业生产条件，提升生成效率;（2)大规模的扶贫资金投向种养殖及农林业，致使“农林牧渔业产值”项 目大规模增加；（3)—部分扶贫资金投入贫困区域基础设施建设升级，为当地农民增加了许多临时性非农就 业岗位，增加了其劳动收入；（4)设计了一部分以工代赈的扶贫项目，直接增加贫困居民的经济收入；（5)通 过扶贫贴息贷款和财政发展资金等资助部分农户实现规模化和产业化经营，增加了其经营收人。@聚焦贫困 的分布，王洪涛阐述了几种脱贫途径选择：（1)进行农业产业化，消除或减缓贫困；（2)严控贫困地区的人口 过快增长；（3)落实最低生活保障，优化养老保险制度；（4)规范易地扶贫搬迁’合理规划和营造新社区。②

上述学者的研究虽然对物质扶贫工作提供了富有启发的理论思考，但是对新形势新考量不足。为 摆脱这一困境，

一

些学者结合新时代新，设计了物质扶贫路径的新路向。吕国范聚焦企业的经济带动

作用，提出了应转变扶贫开发思路，推动“主导、企业主体、市场运作”的资源扶贫开发模式，整合 当地区位优势条件，利用当地龙头企业拉动就业带动发展。③宫留记同样重视扶贫中市场要素的力量，设计 了主导下市场化扶贫的创新模式，即与社会资本合作，在传统扶贫方式上增加电商扶贫与资产收 益扶贫。④莫光辉以贫困对象创业为追求，提出以贫困村民创业作为增强其脱贫致富能力的新途径，强调新 时期农村扶贫开发模式需要实现农民创业与国家扶贫开发有效衔接的共生机制，借助农民创业提高其 收入，改善他们的生活。®许曙聚焦农村电商，强调农村淘宝等平台可以为农业转型升级提供助力，具体可 以镇域电商作为突破，推动农产品线上销售，带动农民增收致富。®

基于陕西焉头村的深度访谈和参与观察，张利明对物质扶贫进行了反思，他认为惠农及扶贫 实施和执行具有一定局限，应该聚焦避免农民为争取物质扶持而产生的依赖、等待心理以及悖德行为的产生， 使达到合益化和合制化兼顾的理想状态。@由此可见，传统物质扶贫范式虽有一定解释力，在一定程度

① 张彬斌:《新时期扶贫：目标选择和农民增收》，《经济学（季刊）》，2013 (3)。

② 王洪涛:《中国西部地区农村反贫困问题研究》，民族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3年。③ 吕国范：《发达国家资源产业扶贫的模式及经验启示》，《商业时代》，2014 (29)。④ 宫留记:《主导下市场化扶贫机制的构建与创新模式研究——⑤

莫光辉:《精准扶贫视域下的产业扶贫实践与路径优化——

基于精准扶贫视角》，《中国软科学》，2016(5)。

精准扶贫绩效提升机制系列研究之三》，《云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

版)》，2017 (1)。

⑥ 许曙:《镇域电商发展的实施路径——

以海口市秀英区永兴电商扶贫中心为例》，《海南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18 (2)。

以陕西省焉头村为个案》，《中国农村研究》，2016(1)。

⑦ 张利明：《贫困心理的形成机理研究：扶持的限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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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促进了脱贫攻坚工作的顺利实施，但分析维度的单一性和扶贫策划的短期性等内在缺陷不断凸显。脱贫 攻坚工作的顺利实施和高效开展，需要聚焦发掘贫困者的内在精神动力，寻求受益人的有效互动和反馈， 因此其精神层面的帮扶不可或缺。

(二)脱贫攻坚战略的\"扶志”转向

西方学者不仅关注贫困问题的物质根源，而且聚焦贫困缓解的精神面向，在刘易斯提出“贫困文化” ® 以来尤为如此。刘易斯认为，这种贫困文化家庭代际传递中形成的一种生活方式，与主流社会的脱节和失 调是其显著特征。这一概念受到后世学者的关注与探究，他们在对之进行解读的同时，将它放置于社会学 关于贫困研究的框架之中。不少学者对之持否定态度，比如帕克（S. Parker)将贫困文化解读为一种“机会 结构” ®，因为它将个人的成功看作运气或其他关联词汇，而非个人努力的结果；斯摩尔等人指出，早期的贫 困文化研究学者常常因基于贫者问题而“指责被害者”的视角，饱受诟病，因为他们潜在的假设是，只要 穷人能够改变其既有文化，这些贫者就能摆脱贫困®;还有一些社会学家尖锐批判刘易斯对穷人文化特征的 界定，并尽力借助“有价值的穷人的想法设法向上流动的正面图象”来抵消负面的刻板印象。®

当然，也有一些学者为刘易斯贫困文化解释范式“正名'哈维（D.L. Harvey)等人指出，自刘易斯贫 困亚文化概念提出30年来，它就被误读为谴责贫困受害者贫困问题的理论；但刘易斯的研究是一个对穷人 抗逆力和自身资源的肯定和褒扬，而非对底层阶层的诋毁和建立的对贫者日常生活不确定性的文化对抗。® 有些学者积极倡导社会学的贫困研究需要将文化分析视角整合其中，倡导这种整合的理由有二：一是贫困 与文化的互斥现象已经过去，因为时下的文化理论已经允许经验的贫困研究；二是相对制定者对贫困 问题的错误性解释风险，文化分析能够揭示时下贫者多元动态性生活中的多元意义、负责策略和态度变迁， 由此改善。®当然，这些学者指出，倡导文化分析的贫困研究，不是替代既有的相对完善的结构理论视 角，而是成为其有益的补充。

受到西方“贫困文化”等理论的影响，不少国内的学者也开始从贫困心理的角度探究贫困问题。左停 和杨雨鑫归纳概括了从他定到“自决”的主观贫困线的概念，主观贫困即感受贫困（felt poverty),是指个 体对于自身贫困状况的评估，以此替代原先他者发布的客观贫困标准。⑦主观贫困概念的提出要求脱贫不仅 要在收人等客观维度上达标，还要使贫困者心理上达标——

即越过感受的贫困线，这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

旧有的贫困认知框架，但也存在一定局限，主观贫困会受到个体贫困观念的制约，如果不改善其心理困境,

① Oscar Lewis, The culture of poverty.Scientific American, 19一25.

(2) Seymour Parker and Robert J. Kleiner.The Culture of Poverty: An AdjnstiveDimension.American Anthropologist, New Series, 1970,72(3):516-527.

@ Small, M.L., Harding, D. J.&Lamont, M. Introduction: Reconsidering Culture and Poverty. The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 Reconsidering Culture and Poverty. Sage Press,2010,p.7.

@ Enobong Hannah Branch and Mary Lame SchererEnobong Hannah Branch and Mary Larue Scherer.Mapping the Intersections in the

Resurgence of the Culture of Poverty, Race, Gender & Class, 2013,20(3/4):348.

⑤ David L. Harvey and Michael H. Reed.The Culture of Poverty: An Ideological Analysis.Sociological Perspectives, 1996,39(4):465-495,® Enobong Hannah Branch and Mary Larue SchererEnobong Hannah Branch and Mary Larue Scherer.Mapping the Intersections in the

Resurgence of the Culture of Poverty, Race, Gender & Class, 2013,20(3/4):347.

⑦左停、杨雨鑫:《重塑贫困认知:主观贫困研究框架及其对当前中国反贫困的启示》，《贵州社会科学》，2013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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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观贫困线的测量势必失灵。

“扶贫同扶志结合”是党和在发现和总结脱贫攻坚关键难题并解决之的过程中，找到的一个突破口。 2017年12月，、印发了《关于加强贫困村驻村工作队选派管理工作的指导意 见》，该意见强调，注重扶贫同扶志、扶智相结合，做好贫困群众思想发动、宣传教育和情感沟通工作，激 发摆脱贫困内生动力。

张艳青、郑娟在责任伦理视阈下着重论述了扶志的重要意义，并提出关键措施在于树立主体脱贫的责 任意识，摆脱贫困的思维定式，优化文化环境，发展教育。0薛刚总结了部分贫困群众内生动力不足的主 要原因，包括外在物质帮扶与内在需求的错位、困难群众项目参与度不足、自食其力的正向激励氛围与脱 贫意愿不足，并针对各项原因提出尊重和紧密对接贫困群众需求、扩大群众政治与参与以提髙自主性、 营造乡村自发脱贫气氛等解决建议。②柳礼泉和周盼盼则结合湖南老区的区位优势及困顿现状，提出发 展特色教育、依靠科技、发掘红色文化继承革雜神等措施。③

以上基于“扶志”视角的研究虽然可为本文提供一定理论借鉴，但缺乏实证研究数据的支持和实践取 向的关怀，相关理论设想亟待更深层的实证调查加以检验。

(三）“扶物” + “扶志”：脱贫攻坚施行的综融取向

物质扶贫成效显著、精神扶贫侧重质量，两者在脱贫攻坚中各显神通，起到了明显的介入效果，但彼 此的缺陷也显而易见。为了克服两种范式之局限，许多研究者将二者进行整合，设计了精神层面关怀与物 质支持高度融合的综融性扶贫实践模式。

王剑等人在1988年就曾指出“输血”不如“造血”，“输血”式扶贫本质为近视的、只重短期的行为; 而扶志扶本的“造血”式扶贫既讲投入又讲产出，既重物资投入又重精神教育，是一种有远见的、注重长期 效果的行为。④程肇基认为长期以来的被动式扶贫模式，不仅使扶贫对象丧失了自我觉醒与发展潜能，而且 还使其深陷精神困扰之中。精准扶贫既不是以经济为本，也不是以精神为主，更不是扶贫物质越丰厚越好, 而是要适合人的全面发展的需要，兼顾物质、精神和心理多方面的整体推进。®邓靖提出现实困境在于长期 形成的贫困文化制约以及现有帮扶制度供需不均衡，解决问题的实践路径在于从思想提升、榜样引领、警 示教育与定向农业科技培训、人才回引补贴等物质性措施协同推进。®

此外，由于社会工作所提倡的“助人自助”专业理念与赋权增能等操作方法与扶贫实践有着天然的亲 和性，因而社工参与扶贫有着独特的专业优势。王思斌在2016年提出，社会工作与精准扶贫具有同构性， 也有自己的特点，表明社会工作在理论与实践上能对精准扶贫做出自己的贡献。⑦笔者认为，社工不仅能在 扶贫期整合多方资源、增加受助者收人，而且能提高他们走出贫困的能力，可为“扶物”与“扶志”有机

① 张艳青、郑娟：《责任伦理视阈下的思想扶贫探讨》，《云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 (4)。

② 薛刚：《精准扶贫中贫困群众内生动力的作用及其激发对策》，《行政管理改革》，2018(7)。

③ 柳礼泉、周盼盼:《“志”“智”并扶：老区内生性扶贫的关键举措》，《湖南社会科学》，2018 (7)。④ 王剑、路远:《既要抓物质扶贫更要抓精神扶贫——

由扶贫调查引起的思考》，《青海社会科学》，1988 (4)。

⑤ 程肇基:《精神扶贫：一个亟待关注的精准扶贫新领域》，《江西社会科学》，2016 (11)。

⑥ 邓靖:《扶志扶智协同促进农户内生发展的现实困境及实践路径》，《中国经贸导刊（中）》，2018 (23)。⑦ 王思斌:《精准扶贫的社会工作参与——

兼论实践型精准扶贫》，《社会工作》，20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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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提供有效借鉴。

概言之，以上各种取向的扶贫理论都有其一定的实用性和参考作用，但是大多数研究从的宏观政 策层面出发，侧重制度建设，对于贫困心理的研究相对匮乏。在对现实情况和现有文献资料进行分析的基 础上，笔者认为，现有的“精神扶贫”“文化扶贫”等概念无法准确涵盖本文所关注的问题，要想真正唤起 贫者的脱贫斗志、激发其内在发展动力，不能仅仅以制定者的视角进行设计，更重要的是了解和解决 贫困者长期存在的心理阻碍问题。因此，本文拟采用“心理扶贫”取向，重新审视脱贫攻坚中的“扶志” 转向，以贫困者主体心理状况的问题为导向，结合实证材料，从微观层面入手，对其所面临的心理困境进 行分析与改善。

三、脱贫攻坚进程中贫者心理困境的实证分析

尽管刘易斯、莫伊尼汉等人提出了贫困文化的“恶性循环理论'强调贫困具有代际传承和持续循环的 运行逻辑，部分中国学者又仅从传统文化和封建小农观念的角度对于贫困文化进行了解读。但是，新时代 中国农村的农民既不同于美国城市中的贫民窟，也相异于以往封建时代隔绝封闭的农民形象。现代社会的 生活方式和物质观念深刻影响着乡村生活，当代农民的主体意识也呈现出了新的特征。因此，相关理论分 析还需从本土的实证研究中获得支撑。

在相关问题意识的指引下，笔者基于对安徽省b市开发区和河北省W村的实证调研和文献资料进行了分 析，发现脱贫攻坚扶贫成效比较显著，大多数贫困户在经济收人指标上已经达标，少数未脱贫户也在2018 年拟脱贫。但针对部分问题户的具体境况进行深入了解后，笔者认为剩余问题更为复杂——

部分人口脱贫

状况并不稳定，未来预期并不乐观，同时，尚且存在未脱贫户难以在计划时间内、自主、有效地脱贫。

根据精准扶贫要求，贫困户建档立卡原因分为因病、因残、因学、因灾、缺技术、缺劳力、缺资 金、缺土地、缺水、交通条件落后、自身发展动力不足等11项。然而在实践中，由于扶贫工作的长期开展 和的贯彻落实，近三年建档立卡贫困户中已无因学或缺土地而致贫的人口；除少数地理位置特殊的贫 困地区外，因缺水、交通条件落后而致贫的情况几乎也不存在。最常见的情况是老年人因病、因残、缺劳 力或多种因素重叠导致生活无着，在中青年群体中，主要致贫原因则是自身发展动力不足或缺乏技术、资金。 同时，实际扶贫工作中主要存在两类问题：一是对于发展动力不足等致贫类型的认定较为笼统，实际上包 含了多种的情况；二是对于缺乏发展动力的农户与其他不同类型致贫农户的帮扶措施并无实质区别，统一 分配了无差别的经济补贴和物质救济。基于此，本文从心理问题的导向出发，将贫者面临的心理困境与客 观实际相联系，从影响因素角度将贫困心理大致分为四种类型，即个体性心理困境、社群心理困境和制度 性心理困境。

(一）个体性心理困境

个体性心理贫困强调个人家庭际遇和个性品质因素单独或综合作用下所产生的负面心态。由于贫困的 发生和识别往往是以“户”为单位，即同一户籍中的全部成员（主要是核心家庭、空巢家庭或单身家庭） 为一个贫困现象发生的集合，因此贫困心理的产生和变化都与家庭生产生活方式或者价值观念有着密切的 联系，是分析心理困境成因的重要切人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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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子女缺位与悲观心理的生成

个人际遇因素主导下引发的心理贫困大多出现在因年迈体弱、患有长期慢性疾病而缺乏劳动能力，孑 然一身或子女亲属因各种情况无法赡养的群体中，其主要特征是对生活充满绝望，自身力脱贫，更缺 乏心灵慰藉，感到孤苦无依。在安徽省b市开发区的调查中，笔者发现，空巢家庭或残缺家庭的贫困发生率 很髙，虽然年龄和健康状况收人可以作为一种合理解释，但值得关注的是，这类人群往往还伴随着深 刻的心理痛苦。有些人即便已经脱贫，也依然会感到生活缺乏保障，表现得悲观消极，无论是否拥有住房， 其愿望都是“想盖房子”，似乎只有不动产才是失去劳动能力以后的唯一保障。这部分人群由于子女在外务 工或分户而居，平时无人照拂，生活困窘，感到自己被“边缘化”和遗忘，其对帮扶责任人走访慰问的看 重程度甚至等同于贫困补助金。在实地研究中，有一位寡妇直言：“如果没有她（结对帮扶责任人）来看我， 我死在屋里都没人知道，那时候我都想过上吊了。”这种心理导致了他们对于脱贫抱有一种不踏实、不情愿 的抗拒心理，实质上是缺乏长期稳定、具有持续性的经济支持，相比于短期帮扶，更需要来自子女赡 养陪伴的安全感和精神慰藉。

2. 个性品质与贫困思维的表现

个性品质主导所引起的贫困心理有两种主要表现，其一体现为“力不从心”，即有脱贫意愿，希望通过 努力而摆脱困境。但由于其文化程度低、没有一技之长或受长期落后的生活状态而思维固化——

感到

自身能力有限，自卑退缩，不敢尝试。具体表现为面对脱贫机会和，犹疑退缩，拒绝改变和可能的风险, 倾向于眼前的直观的利益，往往使得扶贫陷人“内卷化”效应，不能起到驱动和创收的效果。例如在w 村的调研中，扶贫工作组结合贷款设计了食用菌种植和蔬菜暖棚项目，利润可观且无需个人投入资金， 但村民顾虑重重，害怕赔钱，仅有少数人参与项目并成功脱贫，更多村民倾向选择小额、直观可见的货币报酬。

另一种贫困心理表现则是“安贫乐道”，贫困主体安于现状，不愿改变原有的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扶 贫出台之前习惯于依靠父母兄弟解决盖房和生计问题，扶贫之后则靠救助，其行为逻辑是——

有

吃有喝就不事生产，得过且过。甚至将时间精力和收入都用于烟酒、等不良嗜好，成为“等靠要”心 理严重的“懒汉'

此类心理困境的形成既有个人遭遇和个性选择的因素，也受到家庭的影响和。由于原生家庭的物 质条件匮乏或家庭观念，造成了个人思想陈旧，自信心缺乏，甚至“不敢富'或者习惯于依靠父母的 资助、同胞的帮扶，以致心安理得的接受补贴，不愿进取。

(二）社群性心理困境

这里的社群仅指关系较为亲密的初级群体，可以是家族、宗族，也可指代邻里、朋友群体，是基于亲 缘关系、共同的生活区域、共同的文化历史等因素构成的具有相对稳定性的群体，社群中的人与人之间存 在着密切的义务关系，是乡土社会中个人最重要的交往圈子和关系网络。在这样的非正式群体或组织中， 人们共享着一套普遍的价值观念，有着较为一致的行为方式和行为选择，因此在伴随着贫困现象而产生的 意识形态方面也有着共通性，表现为群体影响下的贫困心理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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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贫困蔓延：圈内交往与贫困亚文化

在现实中，往往可以发现贫困现象会集中、连片地发生，形成“连片型贫困” ®，并且经常出现一家两代 两户贫困的情况，即贫困的区域性扩散和代际传播。刘易斯的“贫困文化”范式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解释此 类现象——

穷人由于长期的贫困生活和其居住的独特性形成了一套固定的生活方式，行为规范和价值观念,

即“贫困亚文化”，这种亚文化塑造着在贫困中成长的人的基本特点和人格，且通过“圈内”交往持续蔓延， 使得贫困现象在其保护下得以维持和繁衍。在当前社会生活中，由于教育和经济的发展，贫困的代际传播 在新一代青年人中发生率并不显著，但是生活在同一农村社区中的人们仍会表现出某些一致性的心理。河 北^村中年轻多外出务工，村中空巢老人居多，他们日常交往群体的同质性很强，由于年龄层次的, 村中缺乏富于改变和创新的气氛，大多数人因循守旧、观念陈腐，对于脱贫与变革缺少激情和活力，他们 更多寄希望于子女后代，而对于自身处境的改变并不期待、感到无所谓。

此外，贫困亚文化对人的影响还直观地体现在贫困者居住环境的变化情况中。一部分由于突发性灾祸 等特殊原因致贫的个人虽然家中设施简陋，但是住宅环境依然整洁干净，他们通常坚信困难总是一时的; 而反观一些因发展动力不足致贫的个体，其起居环境总是一片狼藉，脏污不堪，他们对待生活、变革或者 发展也像对待环境一样无动于衷。长期匮乏状态下形成的生活方式对应着的固化思维模式，深刻地了 个人发展的空间，作为文化堕距的一种表现形式，很可能会对物质条件的改善产生不利的反作用。

2. 贫困标签：社会排斥与边缘心态

在农村社会中，因受到社会排斥而产生边缘心态的现象主要存在于“光棍”和“懒汉”之中，这类人群 由于贫困和自身品行等因素通常人际关系较差、缺乏社会支持。村民群体从道德评判的角度出发，对其抱 有排斥心理、不与之来往；他们也几乎不参与公共事务决策，甚少与人交往，集体认同感缺乏、责任意识 缺失……由此陷人恶性循环，“边缘人”的状况更加难以发生改变。此外，还存在一些长期处于贫穷状态的 人口由于身体状况、精神状况、文化程度或缺乏人情往来的经济条件等因素较少参与社群交流和集体事务, 长期游离于社群之外的状态使他们缺乏表达机会，缺乏亲密关系、依附和支持。社交的需求、尊重的需求 和自我实现的需求都难以得到满足，由此可能衍生出各类心理问题。

3. “不患寡而患不均”：集体意识与攀比心理

基于上文所提及贫困亚文化在群体交往中的传播作用，人们对于自身生活状态并没有一套绝对客观的 评判标准，而是通过某一社群内部的相互比较以获得自我认知和经济定位^这种小群体内部的比较方式与“不 患寡而患不均”的传统小农思想有着密切的联系。因此，随着扶贫与资源的注入影响了原有的参照体系， 彼此熟识的人们中间会产生普遍的心理波动，出现攀比、反抗、不满等失衡心理。

例如，w村某基层工作者节日里用自己的积蓄购买了礼品去看望所联络的两个贫困户，然而贫困户并不 如想象中的那样感动，反而挑剔道自己缺少工作者带给另一位贫困户的某样礼物。这种情况并非特例，很 多贫困户甚至会将扶贫工作者的人情馈赠看作“应得”，如果自己的扶贫联络人不“表示一下”则会生出怨 言。还有一部分人并不是由于感到生活困顿而申请支持，而是看到亲戚、街坊邻居无成本地拿到了政 策补贴的实惠，盖了新房或是置办了产业，因此积极地申请贫困户评选。而建档立卡后攀比的情况仍在继续，

①刘锐、贺雪峰:《农村贫困结构及治麵径研究》，《社餅学战线》，2018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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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建设 2019年第1期

比、比优惠、比收到的米面粮油……相较于前后期个人家庭生活水平的纵向变化，横向比较更大程度 上决定着村民们的心理满意程度。

以上情况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村民们将优惠看作一种“便宜'普遍带有“不占白不占”的集体意识， 由此产生了隐瞒财产、争夺名额、讨要的现象。此外，由于乡村社会中群体同质性较强，农户们又惯 于使用最朴素、最现实的利益逻辑看待问题，因此享受不仅不是可耻的，反而会引起左邻右舍的艳羡， 因此“要”——

即要求同等享受的心态，在社群中逐渐趋于合理化。

(三）制度性心理困境

由于扶贫的设计者、实际执行者和接收端的受助者分属于三个层面，三者之间存在着身份差异和 信息不对称问题，制度设计不可避免地会存在局限，加之物质资源和补贴的有限性，这些因素共同造 成了扶贫互动过程中村民们的心理困境问题。

1.限度与失衡心态

众所周知，建档立卡优惠多，钱款补贴之外还有易地搬迁、子女教育享受“两免一补'医疗费用 报销等等，但是过分优渥的待遇在帮扶了困难户的同时，也会引起群体内部的不平衡心理。对村民而言, 补贴是一笔“超出预期的收人”，这笔资金的注人会使一部分非建档立卡贫困户感到自身“相对贫困”， 进而发展出“穷占便宜富吃亏”的逻辑，致使许多人隐瞒自己的零工收人，隐瞒子女在外打工情况等等， 利用和受助者的信息的不对称，采用不道德行为以骗取扶贫补贴。

2•麵兜底与“懒汉”心理

由于脱贫攻坚的期限性和本身的公益性，各地扶贫扶持力度大，实行“一刀切”、“全覆盖” 式保障，这使得原本为老弱病残、发展障碍型人群提供的兜底性保障成为了滋生和纵容懒惰心理的温床。 制度保障的无差别提供，为“懒汉”的存在保留了余地，助长了等要、得过且过的心理，则背离 了扶贫工作的初衷。

3.失效与遗弃心理

出于对扶贫资源严格管控、避免假公济私的需要，贫困户评选的界限必须严格厘清，但是过于严谨的 规定会将现实中一些需要救济的情况排除在外。在调研中，两地都存在因为走“绿色通道”而建档的贫困 户家属因家中重病患去世而被取消低保户待遇，但由于外债、家庭积蓄不足，实际家庭情况仍然艰难的现象; 此外，空巢老人与留守儿童的组合常会存在户籍不一致的现象，实际共享开支情况难以通过户籍登记信息 识别，使得这部分人被门檻所“遗弃”，感到悲观无助，消极认命，甚至萌生自杀等极端思想。

四、脱贫攻坚中的贫者心理困境改善路径

上文对于贫困心理成因的微观、中观与宏观三种理想类型的划分是出于理论考察的便利，但是现实情 况往往更加错综复杂，心理困境的产生可能受到多重因素的综合影响。因此对于心理问题的治理也须从家 庭环境、乡风文明、基层治理、制度设计等方面多管齐下，进行全面改善。

(一）多元主体助力个体心理增能

增权不仅是通过文化教育、技能培训等方式“赋予”受助者能力，更重要的是激发和挖掘贫困者主动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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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贫攻坚的“扶志”转向

适应社会、创造价值的能力，让贫困者意识到个人、家庭、集体的权利与权力，增强对于自身境况和村庄 事务决策的主体意识、责任意识，认识到只有通过发挥主观能动性才能真正走出困境。在此过程中，必然 需要外部力量的帮助和介入，现阶段以为主导的脱贫攻坚战致力于高效率摆脱生活的困窘状态，但是 伴随着扶志的重要性逐渐提升，势必需要更加多元的社会主体参与进来。

集结社会力量参与扶贫扶志，可以从经济増收、社会赋能、政治增权等多个方面人手，其最终目的是 达到心理增权的效果。例如，可出台鼓励企业提供技能培训、技术支持以助力产业发展，生产加 工合作、帮助推广等帮助农户适应市场需求，培养技术能力，以此消除“天资贫困”的观念，帮助受助者 重拾自信心；联合企事业单位带领贫困户开展专题旅行，参观脱贫致富先进村镇，开阔视野，增长见识, 激发生产生活的动力。除发挥、企事业单位基层工作者的引导、带动作用外，还可以通过购买服务、 借助社会工作组织的力量，对存在心理困境的人群分类运用社区增权、治疗模式、改善模式等专业方法进 行针对性改善，排除个体个性品质及行为方式中发展的障碍性因素，使受助者发掘自身的能力和特长， 感受家庭与集体的支持。此外，有效的措施还包括鼓励公益慈善组织、志愿者组织、企业协会等下乡开展 各项文化教育活动，尽量满足贫困群众各个层次的知识増长和素质提升，引进和学习网络新技术，使其与 时代发展良好接轨，脱离边缘感、落后感。

(二） 群体整合促进社会资本增值

社会资本是社会学中极富生命力的分析性概念，可细分为宏观社会资本与微观社会资本两类。获取微 观社会资本的主要途径是建立个人与外部社会的联系，加强个人在家庭、集体、社会中的责任感，消除“边 缘人”意识和孤立状态。首先，要让受助者自身参与到扶贫项目的实施与管理中，表达个体实际需求，对 接相应扶贫项目和资源，在自发脱贫过程中树立自信心；其次要鼓励个人更多加入公共事项决策、集 体仪式和社会交往活动中，树立社会资本观念，注重诚信意识、责任意识和主体意识的培养，将个人生活 嵌入到社群和乡村发展的整体图景中去。

宏观社会资本的增加则是以村落为单位，发挥乡土社会的优势特征，利用社会关系网络、互惠性规范 及社会信任促进乡村整体而全面地发展。如开展集体产业项目合作，通过社群中的脱贫致富先锋带动村中 各户，激发他们脱贫和改变的斗志；对于思想陈旧、心理保守、无改变意愿的群体，通过吸引人才返乡， 发展创业，带动集体意识革新；使本土的高素质人才在熟悉的地域发挥专长，通过贷款贴息、减免税收等 优惠给予本土人才充分的实践机会，联合父老乡亲共同探索地区产业发展道路。

(三） 组织宣传破除“穷根”文化

心理贫困的消除除了在物质技术层面予以保障外，还须强化乡风民俗、文化教育、法律观念等精神方 面的正确引导作用。通过组织宣传拔除深层意识领域的“穷根”可具体到三个层面进行实施：

首要措施是将扶贫、项目计划清晰传达至个人，建立扶贫资金、项目信息公开机制，让贫困群众 了解并参与道路升级改造、卫生室建设、垃圾集中处理等集体帮扶项目的运行和管理，保障贫困群体享有 充分的知情权，给年老患病者兜底性保障的安全感，并提高潜力人群的自主性，使他们感到生活不仅有保 障的指望，而且有发展的盼望。

其次要形成村中自力更生、斗志昂扬的积极氛围，培养崇尚劳动、奋发图强的思想观念。在向下传递 资源的同时，倡导受助者形成创造价值回报村集体和社会的价值观念，如成立生态岗、护林队，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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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建设 2019年第1期

妇女慰问村中孤寡老人等等〇①同时大力宣扬创业或成功发展产业的致富先锋事迹，评选自强不息不懈努力 的榜样人物进行表彰，变“攀比”的心理为竞争的动力。另一方面，对于有条件脱贫却不愿自力更生的个 体进行警示教育，形成以好逸恶劳为耻的荣辱观念。

第三，宣扬孝道文化并明确赡养老人的法律义务观念，对“父母养老靠扶贫”等观念进行批评矫正, 奖励先进文明家庭、孝顺老人的子女等等，发挥榜样的正向激励作用，设置《村规民约》实行“条款约束” 将不孝敬不奉养父母者、不管教未成年子女者等不良行为纳入其中®，破除“穷根”文化的代际传递。

(四）倡导完善打破制度壁垒

倡导坚持精准扶贫，做到“六个精准”即扶持对象精准、项目安排精准、资金使用精准、措 施到户精准、因村派人精准、脱贫成效精准，这自然要求严格执行现行扶贫标准，以确保做到扶真贫、真 扶贫，脱真贫、真脱贫；同时，还倡导把提高脱贫质量放在首位，注重帮扶的长期效果，确保脱贫攻 坚成果经得起历史和实践检验。

但由于指标的制定是自上而下的过程，预先设计不可避免地具有滞后性，无法涵盖所有现实情况， 因此对于贫困户的评估识别要避免唯收人论，还应引入身体健康情况、家庭构成、老龄程度、教育负担、 产业稳定性、家庭抗风险能力、实际开支情况等多种因素综合考评，对于有特殊情况的困难群众应当予以 特殊证明和评审，真正做到“脱贫攻坚不落下一户一人'注重社会保障的宣传，让无劳动能力的老、弱、 病、残者感受到“脱贫不脱”的有效保障，摆脱孤苦无依的悲观心态。

另外，扶贫工作要求中指出坚持开发式扶贫和保障性扶贫相统筹，并且要把开发式扶贫作为脱贫基本 途径。因此，制度设计在提供兜底性支持的同时应当加人对负面行为的惩罚，如及时核查清退那些有发展 条件却依赖救济的贫困户，或其接收帮扶的种类，注重其长期能力的培养而非短期收入的达标， 遏制依赖心理；加强对受助者家庭情况的了解，通过多种渠道测评家庭收人情况，除“六不评”标准外建 立储蓄存款等其他资产状况的综合评价指标，通过完善制度“钻空子”、“占便宜”想法的产生，避免 隐瞒收人带来的资源浪费。

五、结语

英格尔斯在其《人的现代化》一书中指出：“落后和不发达既是一堆勾勒出社会经济图画的统计指数, 也是一种国民的心理状态。国民的思想、心理和精神被牢固地锁在传统思想意识之中，就构成了对经济发 展的严重障碍。” ®这一论断即为著名的“英格尔斯效应”。本文关注的贫者心理困境问题即构筑于该论断之 上—

贫困人群长期处于物质、声望和权力的匮乏之中，物质匮乏虽然能够快速改变，但是文化、精神气质、

生活方式方面的变化却具有滞后性，这一现实致使贫者在客观脱贫后，其主观心理问题难以迅速发生改观。 时下的脱贫攻坚进程中，相较于收人贫困诸问题，贫者所展现的心理贫困问题之隐匿性、复杂性和顽固性

① 王蓉:《集中连片贫困地区农村家庭精准脱贫问题研究》，陕西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8年。

② 邓靖:《扶志扶智协同促进农户内生发展的现实困境及实践路径》，《中国经贸导刊（中）》，2018 (23)。

③ 阿历克斯•英格尔斯:《人的现代化：心理•思想•态度•行为》，殷陆君编译，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2-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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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贫攻坚的“扶志”转向

等特征更为显著。

精准扶贫需要“智”“志”双扶，但就二者的优先顺序上，笔者认为,扶智必先扶志，如若未能保持良好心态、 转变陈旧思想、改造糟粕文化，其“智”难养，随即可能造成的恶果是，即使和技术输送至贫困户手中， 仍会无法发挥效力，技术难以有效施展；同时，脱贫攻坚进程中，部分脱贫户的心理状态亦需持续关 注且及时改善，否则可能会造成其心理困境无法摆脱，甚至使之重新掉人物质贫困的泥沼。文章故而聚焦 贫者的心理困境，基于贫困户心理层面“赋权增能”的理论视角展开研究。面对中国贫困人群个体化、社 群性、制度源的多元化心理困境，以及全球范围普遍存在的“英格尔斯效应' 笔者从个体心理增能、社会 资本增值、穷根文化祛除、制度壁垒破解等措施解决贫者的心理困境难题，只是理念上的设计，亟待 在社会生活的具体情境中加以验证。后续研究，笔者将依托脱贫攻坚实际，聚焦心理贫困问题，将本文中 的模式应用于贫困人口社会生活实际情境，以达到受助对象全面脱贫和综合发展的良好效果。

“Strengthening the Aspiration” of Poverty Alleviation Shift: the

Psychological Dilemma of the Poor and its Improvement

Zhangjun

Abstract： As an important strategy of poverty alleviation in the 13th Five-Year Plan period, \"'targeted poverty

alleviation” has important success in poverty alleviation practice since it has been proposed. However，in reality, the arduousness of poverty alleviation lies not only in the lack of material resource, but also in the negative mentality of ‘^waiting and relying idea”. As a result，the “poverty gap” that cannot be crossed is formed and solidified. How the government and social subjects deal with the psychological plight of the poor and help them out of poverty in all dimensions has become a realistic problem that needs to be solved urgently. This paper focus on the psychological dilemma in poverty alleviation，taking “strengthening the aspiration” as the research basis，using documentary method and field interviews and other means, combining such as the empowerment concepts, designing ways to resolve the poor psychological problem, in order to stimulate the endogenous motivation of getting rid of poverty, achieve poverty alleviation, and promote the well implementation of socialist construction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n the new era.

Keywords: Poverty Mentality, Strengthening the Aspiration, Psychological Poverty Alleviation, Empowerment

(责任编辑：黄家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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