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美国大选已经落下帷幕,民主党候选人奥巴马历史性地成为美国首位黑人总统,美国已正式步人“奥巴马时代”。与此同时,控制国会的民主党在国会选举中不仅保持目前多数党地位,而且扩大了在国会的议席数,美国政治也将出现民主党同时控制和国会的新格局。众所周知,正是小布什执政八年将美国引向了错误方向,使得美国陷人内外交困的境地,美国民众普遍存在着对现状不满情绪,寄希望于一位“罗斯福式”总统带领美国走出困境。奥巴马及时抓住了民众“人心思变”的心理,打出了“改革”(change)旗号,从而赢得了选民的认可。就对外而言,奥巴马执政后的美国外交能够在多大程度上“拨乱反正”无疑是世界目光的注视所在。基于此,考察奥巴马的对外言论和宣示,我们可以大致勾画出新一届美国的外交框架,从而明晰其中的“变”与“不变”,这对预测美国对华与中美关系的未来走向无疑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奥巴马的对外理念
考察美国新当选总统的对外理念,不可脱离四种主要影响因素:美国外交思想传统的影响、总统本人的政治记录和对外言论、竞选期间对外顾问团的政治倾向和总统所在政党的政治文化传统。
首先,美国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的外交思想传统决定了奥巴马对外理念必然是偏向“理想”或倚重“现实”,抑或是二者的混合体。美国对外中始终存在着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这两种既对立又统一的思想。[1]理想主义认为美国对人类的发展和命运负有特殊的责任,视美国为世界上独一无二的道义之邦、“山颠之城”,是其他各国仿效的榜样。因此,理想主义者都有一种强烈的“使命感”,认为美国的政治制度和民主价值观念是世界上最好的,美国有义务把美国式的民主推广到全世界,以此来维护世界和平与正义。可见,理想主义更多是从意识形态的角度去观察世界和解释国际关系现象,在很大程度上把国家之间的矛盾和冲突看作是正义与之争、民主与之争、维护与践踏之争。现实主义则强调外交的主要目的是维护和平和实现国家利益,外交手段就是以国家实力为基础,采用包括使用武力等一切可以采用的办法,来实现国家的目标。因此,以权力界定国家利益被现实主义者奉为圭桌的铁律。换言之,现实主义外交家把国际关系看成是权力政治,其主要观察方法是分析国家间实力对比的变化,主张运用均势原则指导外交实践。此外,现实主义者还认为,国家的外交决策权应高度集中,决策者可以用秘密外交等多种方式来实现国家利益。[2]
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的差别只是实现国家利益所采用的手段和方法的不同,它们之间常常互相渗透,相互影响,共同服务于美国的国家利益。在美国外交史上,虽然几乎每位总统都能抛出一个“主义”作为其外交纲领的指南,但是无论哪位总统上台执政,基于国家利益考虑,都不会脱离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的大框架。因此,就未来奥巴马而言,其对外理念也大体上会游荡于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之间。
其次,奥巴马本人的政治记录及对外言论则直接反映了他是一个“现实的理想主义者”。早在竟选期间,奥巴马就指出他和麦凯恩之间的分歧“不是民主党人和共和党人之间的争论,而是对外上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的争论”,他还自称特别赞赏老布什的外交是务实的。[3]如果他当选总统,将使“美国外交回归务实传统”。仲这里的务实主义不等于现实主义,因为现实主义者注重用军事手段来实现对外目标,奥巴马更注重用外交手段来解决问题。就此而言,奥巴马应该是一个“不完全”的现实主义者。与此同时,奥巴马虽然反对美国在海外强行推广民主,但他又建议在非洲、亚洲和中东施行大规模的“国家建设”
(nation-building)和“民主提升”(democraey一promotion)计划,主张加强对外民主支持和建设一个军民复合组织用于拯救和重建上述各地区的所谓“失败国家”。【习这也说明,奥巴马内心里又充满着浓厚的理想主义情节。此外,奥巴马一方面反对美国在伊拉克的“愚蠢和冒失的”战争,另一方面又强烈支持美国在阿富汗的军事行动;lel既发哲当选总统后会从伊拉克逐步撤军,同时又承诺增加五角大楼的开支、提升陆军和海军的规模、支持特种力量、扩大情报机构、继续维持美国遍布全球的数百个军事基地等强军措施;阴他同意在不带前提条件的情况下与古巴领导人会面,但在解除对古巴禁运问题上却保持沉默,甚至后来明确表示要继续“维持禁运”。同奥巴马的这些看似自相矛盾的言论和政治记录表明,他在对外理念上可以被视为既有现实主义考量又有理想主义情结的“现实的理想主义者”。
再次,顾问团的倾向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候选人的政治偏好。奥巴马竞选时期的外交顾问班子成员大多数是克林顿任内的,主要包括著名战略家布热津斯基、克林顿时期的顾问托尼·雷克、前非洲事务助理国务卿苏珊·莱斯、前白宫反恐专家理查德·克拉克以及曾在克林顿的委员会供过职的核不扩散专家艾弗·戴尔德等人,他们普遍具有强烈的自由主义色彩。对此,美国媒体也指出,“虽然现在推断未来奥巴马的外交走向还为时尚早,但从其外交顾问班子成员的政治倾向上不难发现,奥巴马本质上属于传统的左派自由主义”。 [9]
最后,从两党政治的角度来看,民主党的自由主义色彩更为浓厚。近年来,共和党和民主党在一些主张上有趋同的迹象。但在对外领域,两党还是有一定的差别。相对而言,共和党更加注重现实利益,强调实力说话。同时,共和党和工商业阶层来往密切,因此更加支持自由贸易。而民主党则更加强调在世界各地推进民主,强调保护,理想主义色彩较重。民主党的主要选民基础来自中下层,特别是劳工集团,因此更为强调公平贸易,保护主义色彩较为浓厚。从以上分析不难理解,奥巴马的对外理念虽然有一定的现实主义因素,但本质是属于自由主义的。
二、奥巴马的具体对外主张
从整体战略来看,以美国的国家利益为基点,尽可能地维护和拓展美国的全球霸权地位是历届美国的首要责任。就此而言,修复与盟友的关系、巩固美国在世界上的领导地位构成了奥巴马对外的重要组成部分。奥巴马强调:“在这个充满威胁的世界里,世界需要美国的领导”,“让我们再次响应召唤来提供理想的领导”,要“重建我们的伙伴关系”。1.。但就安全、经济、民主、全球性问题等具体对外领域而言,奥巴马对前任既具有继承性,又会作出适当调整。
在安全问题上,奥巴马认为,从伊拉克脱身、有效打击恐怖主义和阻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特别是核武器的扩散,是美国的三大要务。早在2002年作为美国参议员候选人的时候,奥巴马就立场鲜明地站在反对伊拉克战争的一边,并且警告说这将是一场“期限不定、代价难估、结果难料”的“占领”。他还认为伊拉克战争打击的目标偏离了来自基地组织的真正威胁,使美军战线拉得过长。因此,他主张立即从伊拉克撤军,认为“长远来看,给该地区带来安全的唯一的方式是在多种力量间通过政治协调来实现”。l”生台后,他将会在伊拉克内部和邻国展开斡旋,而不让美国介人当地的族群冲突。针对恐怖主义问题,奥巴马主张美国应当制定出一项全面的反恐战略,“为了更新我们在世界上的领导地位,我们必须对恐怖主义作出更加有效的全球性反应,将重点转向阿富汗和巴基斯坦,加强美国本土安
全,支持弱小国家,重建失败国家,增强缓和的力量”, [12]推进和世界的交往,进而摧毁滋生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的温床。面对日益加剧的核扩散问题,奥巴马倾向于全球作出共同努力,阻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特别是核武器的扩散,防止核武器落人之手。作为着手点,国际社会必须阻止伊朗获取核武器,销毁朝鲜的核武器项目,并劝说其他国家不要加人核武俱乐部。他还认为,任何国家都不应当打着和平利用核能的幌子推进核武器项目的实施,应建立一个国际核燃料储存库提供商业的核燃料,不让伊朗以及其他国家找借口来建造自己的提炼工厂。美国和俄罗斯应当在削减核武器方面起到带头作用,而美国则不用急于发展新一代的核弹头就可以保持足够强大的核威慑来保护自身的安全。[13]奥甚至有可能推动批准《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
在经济贸易问题上,奥巴马对于自由贸易持有强烈的保留态度,表示反对任何削弱美国竞争力的贸易协定,主张把贸易当作增加美国工作机会的工具。他将利用贸易协定向世界传播良好的劳工和环境标准,坚决反对《北美自由贸易协定》那样的没有达到这些重要基准的贸易协定,主张立即和墨西哥、加拿大领导人会面,以便修订该协定。他还主张取消那些将工厂移往海外的公司的减税优惠,对于那些受到全球化冲击而没有受益的群体给予补助。[14]奥巴马也强力支持公平贸易,认为只有一个更公平的全球贸易市场才能促进全球化。他认为美国应该提高本土的制造业,因为这样能够提高就业率。在应对当前全球经济危机问题上,奥巴马支持实施金融救援计划,但认为救市只是临时措施,应同时加强监管;应在救市的同时推动为中产阶级减税和刺激经济增长的计划。
在民主和问题上,奥巴马反对美国在国外强行推销民主,但他建议制定一个全面的指导国家建设和促进民主的计划,通过美国民主基金会和建立其他新的机构,来帮助重建非洲、亚洲和中东的所谓“失败国家”。奥巴马承认后冷战时代各国都处于无法摆脱的相互依赖之中,他写道:“这个新时代的领导必须认识到,每一个美国人的安全和富裕同生活在我们国界之外的那些人的安全和富裕息息相关,必须承认所有人的天生平等、尊严和价值”。为了同全球贫困作战,奥巴马保证要在2012年把美国的对外援助翻一番,达到每年500亿美元。他计划对发展中国家的农业、基础设施和经济发展进行投资;到2020年帮助建立起一个“全球医疗基础设施”同传染病做斗争;并建立一个20亿美元的全球教育基金。但奥巴马的对外援助又是以为目的和先决条件的,“我们有一个重要的标杆,即确保生活在恐惧中的人拥有安全,确保他们生活在有尊严的今天和有机会的明天”,“所有地方的公民应该能够在远离恐惧的条件下选择他们的领导人。”[15]为此,奥巴马坚称“未来对伊拉克的任何援助也应当基于的表现”,“现在就应当寻求帮助伊拉克安置难民,加大对伊拉克周边国家滞留难民的资金援助,同时打击的种族灭绝”。
此外,在应对诸如全球气候变暖、环境保护和能源安全等全球性问题上,奥巴马持较为积极的态度,主张通过国际合作来共同应对。在外交手段上,新会慎用武力,更加重视多边主义。与此同时,奥巴马会更加借助于软实力来改善美国的海外形象。在处理伊朗和朝鲜核问题上将更多地依赖谈判的方式,同中国、俄罗斯和其他新兴大国的关系将更多地关注合作的方面。美国对国际机制的态度会表现出更大的弹性,力求通过利用和改革现有的国际机制以及创建新的国际机制来实现美国的外交目标。[16]
三、奥巴马的对华主张
此次美国大选与以往选举的一个显著不同之处是,“中国问题”及美中关系并未成为选战议
题中讨论的焦点,但这并不说明中美关系在美国对外战略中的重要性在下降。“中国问题”之所以受到“淡化”处理,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美国深陷金融危机、国内矛盾激化,与其谈论对华贸易逆差、人民币升值等问题,不如多谈美国民众更关切如何渡过当前危机以及从伊拉克脱身等“紧急问题”。然而从奥巴马竞选期间的文章和演讲中仍能大体揣测到其对华的基本立场。
第一,奥巴马将中美两国定位为“合作与竞争”的关系。在奥巴马看来,中美是既合作又竟争的关系,中国“既不是我们的敌人,也不是我们的朋友,他们是竞争者”。因此,他主张一方面要增强美国自身的竞争力,另一方面美中应扩展可合作的领域。在《下一个美国世纪》一书中,奥巴马首次全面展示了他对美中关系的看法,强调两国在诸多安全利益上的一致性,认为美中应是伙伴关系,应当合作。但另一方面,奥巴马又表示“如果能当选总统,我将把外交中心转向包括中国在内的亚太地区。除了由于这一地区的经济增长态势外,这里也存在许多美国外交需要面对的热点和潜在热点问题”。lln
第二,在面对中国崛起的问题上,奥巴马主张以结构性的安排来应对结构性的矛盾,用框架来规范中国的发展。“随着中国的崛起及日本、韩国崭露头角,我们将致力于在亚洲形成一个更有效的框架,它不限于双边协定、不定期的峰会和诸如朝核问题六方会谈这样的特别会谈,我们需要与东亚国家建立一个综合机构,促进稳定和繁荣,协助解决危机。”11唤言之,未来奥巴马的对华不会单纯地从维护单极世界和美国优势的角度出发,一味地将崛起的中国视作威胁,而是对中国的发展采取比较务实的态度,更加关注中国的行
为而不是增长的力量。美国会更多地强调中国在美国关切的问题上采取“负责任”与“合作”的姿态。
第三,在问题上,奥巴马奉行一个中国,倾向于台海两岸维持现状。早在竞选期间,奥巴马就声称如果当选总统,他将继续奉行一个中国的,“继续促进和平解决台海紧张关系”,“希望台海两岸以对话解决彼此分歧,保证海峡永远不会发生军事冲突”。I‘91在奥巴马看来,和单方面改变现状的举动都是不可接受的尸划他呼吁中国用“一种积极的、建设性的和向前看的方式”看待的选举。
第四,在经济关系方面,奥巴马曾多次谈到美中贸易以及中国商品的质量问题。他虽然不反对自由贸易,但坚持通过适当措施保护美国工人的权益。在任参议员期间,美中贸易不平衡的问题成了他关注的焦点,他还与另一位参议员联合起草议案,向中国施加压力,要求人民币升值。奥巴马还曾经致信美国财长保尔森,要求美国对中国的人民币和“贸易不平衡”采取更加“严厉的措施”。
第五,在民主和领域,共和党对华中的民主、服从于其反恐战略,而民主党更关注民主和本身。早在20(抖年竞选联邦参议员时,奥巴马就表示“美国必须在中美分歧上立场坚定,比如在问题上,但在可以使两国团结的事务上采取灵活,我们必须坚持劳工标准,第一,让中国对美国产品全面开放市场,并严守与美国公司的法律合同。”l2lj
四、展望奥巴马时代的中美关系
随着中国的迅速发展,对华关系在美国外交中的重要性越来越大。在当今这样一个相互依存、多元联动的时代背景下,中美利益关系也逐渐由双边层次向全球层面上扩展。尤其是当下的全球金融危机更表明,中美成了真正的“利益枚关方”。因此,未来美国对华不会走向任何一种“极端”。根据奥巴马的外交主张以及对华倾向可以预见,未来中美关系将出现如下走势。
首先,就大方向而言,中美关系不会发生大的变化。布什上任以来,中美两国关系经历了从“战略竞争者”到“利益枚关方”的曲折历程。当前,中美两国关系进人深度互动期,相互依存日渐增强,双方建设性合作关系不可逆转。随着中美关系的日益成熟和稳定,在接触中对华施加影响已成为两党的战略共识。美国在碰到棘手的难题时,需要向中国借力,争取突破。美国不希望看到在需要中国帮助解决紧迫问题时,自己的对华反而出现大的波折和起伏。如同奥巴马自己所言:“我会妖魔化中国,因为我清楚面对来自中国的挑战的艰巨性,也清楚建立一种建设性关系以维持持久和平与繁荣的重大意义。”
其次,在奥巴马关切的一些领域,来自美国的对华压力会有所增大。民主党较为重视意识形态、、宗教信仰和“公平贸易”,奥巴马本人也非常关注维护中小企业主和劳工组织的利益,倾向于贸易保护主义和经济民族主义。因此,未来奥巴马有可能在以及贸易逆差问题上对华采取强硬态度。此外,奥巴马将对环境保护、能源安全和气候变化等全球性问题采取更加积极的态度,一旦美国决定重返《京都议定书》,中国或许会面临更大的压力。
再次,应对当前的金融危机和解决地区热点问题将会使美国更加倚重中国的作用。在美国受困于金融危机、整体实力下滑的情势下,中国成为举世关注的世界经济新引擎。不久前在中国举行的欧亚峰会,欧洲就表达了希望和中国重建于美元的国际金融新的愿望,这是美国所不愿看到的现象。况且,中国已经取代日本成为了美国最大的债权国,作为危机时代的美国的股东,中国固然不可能落井下石,但也确实起到制衡功能。中国这个最大的股东不撤资,美元主导的世界金融体系就不会坍塌。由此可见,从维护美元地位的现实策略
而言,奥巴马也只会将中美金融联姻的密切关系保持得更好。在解决朝鲜和伊朗核问题、苏丹达尔富尔问题以及反恐、防扩散、打击犯罪、防治大规模传染病、能源开发和环境保护等一系列问题上,美国也无法离开中国的支持与合作。
最后,中美两国建交以来的历史表明,无论是共和党还是民主党上台,每届新在对华关系上都有一段摸索调整的过程。在美国换届、国会易主以及美国国内政治势力重新洗牌后,都可能出现短时期的两国关系的动荡,但过一段时间后会趋于平稳,美国对华也会逐渐走向务实。因此,无论奥巴马个人的偏好如何,都不会改变中美关系稳步发展的主流路线。从技术层面而言,在小布什时期,中美间建立了包括经济、军事、贸易、外交等数十个磋商机制,中美之间的结构性矛盾得到有效缓解。这些战略性机制已经常态化,且得到美国两党政治的确认,奥巴马不可能将这些战略机制全部推倒,美国无法承担如此高昂的政治和外交成本。一言以蔽之,美国的对华取决于其国家利益的需要,而非总统个人的偏好,中美两国日益紧密的依存关系决定了奥巴马时代的美国对华不会发生重大的波动,我们有理由对奥巴马时代的中美关系持谨慎乐观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