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正念研究述评

国内正念研究述评

作者：谌梦桂 冯永辉 李慧

来源：《心理技术与应用》2018年第11期

摘要正念是对当下身心经验的觉知，且这种觉知具有开放性和非判断性。近几十年来，随着正念训练在临床医学和心理治疗等领域的广泛应用及其疗效的凸显，国内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开始关注正念这一研究领域。本文从正念的概念、构成要素、机制、测量和应用等方面进行概述。未来研究可以在实证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结合本土儒释道文化，充分发掘正念的心理学内涵，并开发更符合国人的正念测量工具。 关键词正念；正念机制；正念疗法；心理治疗 分类号B849

DOI： 10.16842/j.cnki.issn2095-5588.2018.11.006 1引言

自Kabat-Zinn 博士1979年将正念减压疗法（Mindfulness-Based Stress Reduction， MBSR）应用于长期慢性疼痛治疗并取得良好疗效后，正念便在医学临床和心理治疗等领域逐渐兴起，进而得到广泛传播和应用。国内对正念的研究相对较晚，根据美国心理学会出版的PsycINFO数据库和中国知网（China National Knowledge Infrastructure， CNKI）的数据显示 ，国内有关正念较早的文献是1999年发表在《法音》上的一篇关于一行禅师的访谈性文章（陈星桥， 1999）。截至2018年8月底，PsycINFO数据库中，以“mindfulness”为标题检索出的期刊类文献为5382篇，其中近五年（2014-2018）约占60%，达3251篇。而在CNKI中，以“正念”为篇名检索出的期刊类文献只有552篇，其中近五年约有%，为492篇。可见近五年来国内对正念的研究热度明显增加，但就文献数量来看，国内与国外相比还存在明显的差距。此外，在上述中文文献中，大多为应用类文献，综述类文献只有40余篇，且多数综述类文献是对正念在某一方面的应用或正念的部分相关机制的概述与总结，尚未就国内正念研究现状给我们提供一个相对全面系统的阐述。因而，本文从正念的概念、构成要素、测量和应用等方面对国内正念研究情况进行综述，以便研究者能更好地了解正念在国内的发展与不足，进而有助于研究者今后在现有研究基础上进行完善和拓展。 2正念的定义及构成要素

“正念”一词可以追溯到2500年前的印度佛教，当时被记载为“sammā-sati”（巴利文），是佛教“八正道”之一，具体被解释为“四念处”（陈丽珍， 2013）。正念的本意是指内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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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清明与专注；就“四念处”来说，不论是“念身”、“念受”、“念心”还是“念法”，正念都体现在对觉知对象的不偏不倚、了了分明。其目的是通过修行熄除妄想和烦恼，最终达到无我大悲的开悟解脱之境。20世纪20年代，正念被首次译为英文“mindfulness”，后经Kabat-Zinn等人将其理念和技术带入医学临床领域而快速进入现代科学的视野。 2.1正念的定义

虽然正念越来越为人所知，但是在现代科学领域，不同研究者对正念的界定却并不统一。截至2015年，现有文献中出现的有关正念的不同定义就多达33种（Nilsson & Kazemi， 2016）。Kabat-Zinn（2003）认为正念是有意识地将注意置于当下，并对当前出现的各种身心经验时刻保持不加评判的觉察的过程；这是国内引用最多的一种定义（李波， 李欣欣， 马长燕， 2013； 刘兴华， 徐慰， 王玉正， 刘海骅， 2013； 孙长玉，陈晓， 2016）。Cahn和Polich（2006）提出正念既指个体通过正念练习在感觉、认知及自我觉知方面发生的临时性改变（状态正念）；也指练习者在这几方面获得的持久性变化（特质正念）。Coelho（2010）则认为正念既是一种持续而有意识的对心灵的深度了知（正念觉知）；也是一种以开放的、關怀的及明晰的方式对当下经验的有意识关注（正念练习）。段文杰（2014）则将正念的操作性定义界定为通过觉察将注意力从那些非自主的内心活动转移到当前经验，并以一种好奇、开放和接纳的态度来对待的过程。汪芬和黄宇霞（2011）也认为正念不仅是一种以非判断的态度有意对当前经验进行注意的特殊方法，而且也是一种特定的意识状态或心理过程。

由上可知，在对正念的界定上，国内学者同国外学者基本一致。无论是从动态的角度（正念练习），还是从静态的角度（正念状态或特质）来认识正念，研究者都强调“注意”和“态度”这两个要素，而这种“注意”是对“当下身心活动”的关注，且在态度上具有“开放”、“接纳”以及“不评判”的特点。 2.2正念的构成要素

正念从佛学语境到心理学语境的这种跨越，很容易导致不同学者对其构成要素的解读出现差异。从正念的上述界定来看，其至少包括“注意”和“态度”两种成分。就国内而言，李娜和刘明星（2013）二人赞成布朗（Brown）提出的正念五要素观点，认为正念包括觉知、非判断、非反应、减少自我对话、特定的哲学及伦理或治疗的信念；同时，他们不仅对这五个要素的特点作了简要介绍，还进一步阐述了它们促使个体的情绪和行为发生改变的机制。张韬（2016）认为，不论是从技术还是从特质角度来看，正念的主要内容都包括注意与觉察、注意调整及注意态度三个方面，其中注意与觉察是核心内容；此外，他还提出了正念的操作化定义，即以开放的、非评判的和好奇的态度对当下身心经验进行全然关注，以及对注意进行相应调整的过程。郭璞洋和李波（2017）认为，正念由四个要素构成，不仅包含“注意”和“态度”，还涉及“动机”和“规范”；其中注意是关键，态度是土壤，动机如同佛教的“发心”，规范则类似于佛教的“戒律”，此四者密不可分，共同构成了正念这一整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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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在心理学语境下，正念被认为是一个度概念，而其中注意占据着核心位置（彭彦琴， 居敏珠， 2013）。进一步来讲，正念的“注意”其实包含两层含义，一个是有特定注意对象的指向性注意，另一个是没有特定注意对象的开放觉察性注意；但是，无论哪一种注意，都强调注意在时空维度上的当下性，以及态度上的接受性和非评判性等特点。 3正念的心理与生理机制

正念作为一种身心调节技术，对慢性疼痛（李雨昕， 杨茜， 刘世英， 易娟， 白永琪， 汪建英， 2016）、癌症（王立英， 杜暘， 刘薇， 李香风， 2015）、抑郁症（周淑新， 2012）、强迫症（东振明， 孙芳， 刘兴华， 2016）等各类躯体和心理疾病患者的康复治疗以及正常人群的身心健康（李波， 李欣欣， 马长燕， 2013）和幸福感（刘兴华， 徐慰， 王玉正， 刘海骅， 2013）等都具有显著的积极作用，因而正念的心理和生理机制也备受研究者们的关注。

3.1正念的心理机制

正念的心理机制涉及多个方面，其中感知觉的变化是正念发挥积极作用的一个重要机制。例如，正念不仅可以通过降低慢性疼痛患者对疼痛刺激的感受性来缓解疼痛（王娟， 王晓娟， 王茜， 2016），也可以通过减轻个体的感知压力来调节情绪，进而保持心境平和（方跃艳， 康晓菲， 王娟， 赵迪， 冯秀娟， 厉萍， 2018）。这种感知觉的变化很可能与正念所倡导的练习态度有关，当以非评判和接纳的态度去面对痛苦（疼痛、压力等）时，患者会减少对痛苦的抵触和对抗，增加对痛苦的接受度，从而降低痛苦对自己的影响。

认知改变在正念干预中也具有重要作用。就治疗疼痛而言，患者对疼痛的觉察与接纳可以让自己对疼痛本身和疼痛过程中所产生的一些不良情绪获得更加全面清晰的认识；这种有关疼痛的领悟的提高能促使患者更好地与疼痛相处，进而促进疼痛的减轻（李雨昕， 杨茜， 刘世英， 易娟， 白永琪， 汪建英， 2016）。其次，正念可以通过“去自动化”解除冗思个体的认知自动连锁（cognitive interlock）反应，将个体的思维从“行动思维模式”切换到“存在思维模式”，进而减少冗思，改善个体的负性情绪（唐海波， 罗黄金， 张现利， 赵龙， 2012）。黄明明和王立君（2014）的研究也指出，中断不合理思维的运作是正念预防抑郁症复发的重要心理机制。

从注意的角度来看，“行动”到“存在”思维模式的切换过程，也是注意指向的转变过程。正念强调以接纳的和非判断的态度对当下身心经验进行觉知，而觉知的过程本身也是注意的过程，因而所有的正念训练都离不开注意的参与。实证研究也表明，正念训练不仅能提高注意品质（李红玉， 2015），而且能改善注意子系统的功能（王玉佩， 2015）；这对个体的学习以及负性情绪调节等多个方面具有重要作用。而负性情绪的减少是正念得以提高个体身心健康和幸福感的一个重要方面（苗元江， 汪静莹， 苗心， 2014），可见情绪也是正念不可或缺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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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机制。此外，正念还可以通过减少个体的过度概括化记忆来改善其抑郁情绪，进而达到治疗抑郁的效果（王娟， 王晓娟， 王茜， 2016）。

综合而言，正念对个体的身心健康和幸福感的影响与感知觉、注意、记忆、认知、情绪等心理机制密切相关，且这些心理机制之间还会相互影响。虽然，有研究认为注意是正念发挥作用的核心机制（彭彦琴， 居敏珠， 2013），也有研究尝试将正念的感知觉、注意和情绪等机制的作用关系以信息加工的模式进行综合阐述（黄明明， 陈丽萍， 2017）；但是，现有研究依然没有给出一个既能了解正念各心理机制的单独作用，又能统合各心理机制交互作用的完整脉络图。未来可以考虑以注意机制为焦点，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来补充和完善各心理机制间的作用关系。

3.2正念的生理机制

从国内实证研究来看，正念的生理机制与脑功能、脑结构以及内分泌等生物指标有关。就正念干预焦虑的研究而言，正念训练可以提高额中线和前额脑区等区域的θ波激活程度（童辉杰， 李连连， 刘丽， 齐珊珊， 王中会， 2017），θ波往往与感知觉、认知和注意等心理功能有关，而这些功能的提高有助于情绪调节和身心健康。刘永（2017）的ERP研究表明，正念训练可以提高后侧枕叶区N2成分以及区电极点失匹配负波（mismatch negativity， MMN）的平均振幅，而这很可能是正念提高个体警觉性和减少思维漫游的生理原因。武丽莎（2016）的fMRI研究显示，正念训练可以降低右侧前扣带回、右侧额中回和右侧背外侧额上回的激活程度，而这些脑区的活跃程度与情绪有关，所以这些脑区激活程度的下降也间接反应了正念对负性情绪的调节作用；同时，正念训练还能促使大脑的默认网络和执行控制网络内的功能连接发生改变，而这两种脑网络又与认知、记忆、情緒和活动抑制等心理功能等密切相关。

收缩压是自主神经系统的一个重要功能。研究显示，正念能显著降低个体的收缩压（王丽杰， 吴志颖， 王黎， 索红梅， 2016），而收缩压是考察情感表达的有效指标，这表明收缩压的变化很可能也是正念训练得以改善情绪的生理基础。在对慢性疼痛的干预上，正念可以调节中枢神经系统释放能缓解疼痛的内啡肽（谭宇添， 2015），进而达到改善患者身体状况和情绪状态的效果，这说明内分泌的改变也是正念的生理机制之一。

综合来讲，虽然国内对正念生理机制的实证研究取得了一定成果，但仍然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如在脑机制研究上，国内偏向于考察正念的脑功能机制而较少研究正念对脑结构的影响。造成这种现象的客观原因可能与研究设备的使用便利性有关。如用于研究脑功能的脑电仪相对便宜而较易配置，但用于研究脑结构的核磁共振扫描仪却较为昂贵，一般只有大型医院和特定的研究所才会购置。对生物指标的研究也有待加强。除了考察正念的自主神经系统功能和内分泌机制外，还要增加对正念的免疫系统、染色体端粒和基因机制的研究。 4正念的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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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国外关于正念的测量

目前，国外有关正念的量表有数十种之多，其中常见的有五因素正念问卷（Five Facet Mindfulness Questionnaire， FFMQ）、正念注意觉知量表（Mindfulness Attention Awareness Scale， MAAS）、弗莱堡正念量表（Freiburg Mindfulness Inventory， FMI）、多伦多正念量表（Toronto Mindfulness Scale， TMS）、肯塔基州觉知量表（Kentucky Inventory of Mindfulness Skills， KIMS）、南安普顿正念问卷（Southampton Mindfulness Questionnaire， SMQ）、正念问卷（Mindfulness/Mindlessness Scale， MMS）、费城正念量表（Philadelphia Mindfulness Scale， PHLMS）等。段文杰（2014）根据各量表所测内容的异同，将它们分为状态取向（FMI、TMS）、能力取向（FFMQ、KIMS）、认知取向（SMQ、MMS）和特质取向（MAAS、PHLMS）四大类；同时他认为，这四类量表分别将正念看作是一种心理状态（属性）、一种技能、一种认知过程，以及一种类似于优点或长处的类特质。在这些量表中，使用最为普遍的是MAAS和FFMQ。 4.2国内关于正念的测量

目前，国内使用的正念量表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源自对国外量表的修订，另一类则是本土自主编制的量表。在修订的量表中，得到广泛使用的有两种。一种是Brown等人2003年编制，陈思佚等（陈思佚， 崔红， 周仁来， 贾艳艳， 2012）翻译修订的正念注意觉知量表（MAAS）；另一种是Baer等人2006年编制，邓玉琴等（Deng， Liu， Rodriguez， & Xia， 2011）翻译修订的五因素正念问卷（FFMQ）。此外，这两种量表在不同人群中的适用性也得到多位研究者的证实。例如，钟伯光等（钟伯光， 姒刚彦， 刘靖东， 张春青， 2013； 钟伯光， 张春青， 姒刚彦， 刘靖东， 2016）对MAAS和FFMQ在现役运动员和大学生群体中的信效度进行了检验，而许黎英（2013）和耿志琴（2018）则分别在高职和初中生中对FFMQ信效度进行了考察，结果都表明，这两种量表都具有良好信效度。国内也有一些学者结合自己的研究内容，编制了相应的正念量表。如，刘平等（刘平， 陈亮亮， 罗冰洁， 任娜， 赵吉路， 2017）在参考MAAS、TMS和FFMQ的基础上，编制了适用于组织中员工的正念状态方式量表，该量表包括专注、包容、理性客观和超脱四个维度。王青和彭雅楠（2017）结合自我决定理论和正念理论提出了一种新的积极学习心理品质——正念主体性（mindful agency），并以大学生为被试编制了正念主体性量表（Mindful Agency Scale）。该量表包括经验开放性、学习方法、学习投入、计划意识和情绪调节五个因子，具有较高的信效度。

综合来看，虽然国内研究者编制了相应的本土正念量表，但都是服务于特定的研究领域，具有一定的局限性。而修订的MAAS和FFMQ虽然在国内使用较为普遍，但是它们本身也都存在一些不足。例如，MAAS维度单一，对正念内涵的把握不够准确，以致在内容上没有很好地对注意与接纳进行区分。FFMQ虽然是一个量表，但是却存在对正念的核心内容或能力认识不清的问题。此外，由于文化的差异，国外编制的量表在内容上并不一定适用于国人。因此，未来需要开发更符合中国文化特点且适用范围更广的本土正念量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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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正念的应用

正念一般以正念呼吸、正念冥想、坐禅及行禅等正念技术的方式包含于相应的正念疗法中，常见的正念疗法除了前面提到的正念减压疗法（MBSR）外，还有辩证行为疗法（Dialectical Behavior Therapy， DBT）、正念认知疗法（Mindfulness-Based Cognitive Therapy， MBCT）和接纳与承诺疗法（Acceptance and Commitment Therapy， ACT）等。目前，各种正念疗法在国内临床医疗和心理治疗等领域中的积极作用也已得到证实。 5.1正念在医学临床中的应用

研究显示，正念训练作为一种非常规医疗手段，对慢性疼痛、癌症和高血压等慢性疾病具有良好疗效。例如，李雨昕等（李雨昕， 杨茜， 刘世英， 易娟， 白永琪， 汪建英， 2016）对社区81名老年慢性疼痛患者的对照研究显示，8周的正念干预不仅能显著降低患者的疼痛程度，而且能有效缓解其焦虑和抑郁情绪。对老年癌症患者为期8周（每天15分钟）的前后对照研究发现，正念训练能显著降低老年癌症患者的癌因性疲乏水平（王立英， 杜暘， 刘薇， 李香风， 2015）。张基伟， 高珊珊和郝娜（2016）对高血压失眠患者的对照实验发现，经过10天的正念训练，实验组在睡眠质量和血压控制上均显著优于对照组。此外，正念训练对脑卒中、烧伤和骨折等亦有较好疗效。这些同国外的研究结果基本一致。 5.2正念在心理临床中的应用

正念训练作为一种以自我为主导的心理训练方法，对神经症等心理疾病的治疗具有显著积极作用。有研究显示，正念訓练能够有效改善抑郁患者的负性情绪，减少其自杀和复发率（朱政仁，

胡珠， 罗爱玲， 黄亮明， 胡群英，许修平，钟静， 2016）；在缓解临床症状和预防抑郁症再发的治疗效果上，正念训练与抗抑郁药物的疗效基本一致（周淑新， 2012）。同时，正念训练不仅能显著缓解强迫症患者的强迫症状，还能减轻患者的主观痛苦感受，恢复其社会生活功能（东振明， 孙芳， 刘兴华， 2016）。此外，正念训练对治疗和改善注意缺陷多动障碍（Attention Deficit Hyperactivity Disorder， ADHD）、惊恐障碍和精神症等患者的临床症状亦具有一定疗效。

5.3正念在组织管理中的应用

有研究认为，个体正念水平对任务绩效具有正向预测作用（唐杏， 李珂巍， 孙莹， 刘亮茹， 谢奉哲， 时宇，马秀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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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而正念训练不仅能够有效降低职业压力和减少职业倦怠（房慧， 丁昊， 2017），还能提高个体发现和管理意外事件的能力，从而提高组织可靠性（张韬， 2015）。同时，正念训练也可以增强员工的积极应对方式和职业延迟满足能力，有效改善员工的睡眠质量和身心状况（李波， 李欣欣， 马长燕， 2013）。总的来说，正念训练不但能有效维护员工的身心健康，改善其生活质量，还能提高员工的工作效率和增强组织管理。 5.4正念在家庭教育与学校教育中的应用

随着正念的逐渐传播和应用，其在家庭教育与学校教育中的价值被逐渐认识。在家庭教育方面，正念训练既有助于降低父母的教养压力，促进亲子之间的积极互动，提高亲子关系质量；也有助于降低自闭症儿童的攻击行为和自残行为（陈晓， 周晖， 王雨吟， 2017）。在学校教育方面，正念训练不但可以减轻大学生的学业倦怠（叶馨， 林贤浩， 周瑶瑶， 2017），而且可以提升班级整体创造力和防止班级内发生人际冲突，引导班级建设向更为积极健康的方向发展（李诗佳， 2015）。此外，正念训练还可以提高运动员的情绪处理和问题解决能力（赵大亮， 曾芊， 2013），从而降低运动员的焦虑，改善其情绪状态并提升其在应对压力时的心理调节能力（杨舒， 张忠秋， 2014），进而使运动员在竞技比赛中表现得更为出色。 综上所述，正念在临床与非临床领域已得到广泛研究。结果也表明，正念不仅对各类躯体和心理疾病的疗效显著，而且在工作、管理以及教育中也表现出了特定的积极作用。可见，正念对个人和社会的价值是值得肯定的。但就正念的普及而言，目前国内尚处于以研究为主的应用阶段，且研究中的实验色彩较为浓厚，并没有很好地与个体的日常生活接轨。佛教传统认为，生活本就是一场修行，所以正念练习应该融入到个人生活的方方面面。未来研究应该更多地尝试将正念训练与个人的日常起居结合起来，如采用有效而规范的正念小程序来指导个体的练习，这样既能完成研究任务，也有助于培养个体正念练习的日常习惯。 6总结与展望

整体而言，近十年来国内有关正念的研究逐渐增多，考察的内容不仅涉及到正念的具体应用，而且也涵盖了正念的内涵、机制以及量表的修订与检验等方面。总体而言，已有研究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果，推动了正念在国内医学和心理学等相关领域中的发展，提高了国人对正念的科学认识。然而，不可否认的是，我们对正念的现代科学研究起步较晚，现阶段难免存在一些不足。例如，研究在整体上偏重于应用，相对缺乏对正念心理学内涵的探讨，以及对正念作用机制的实证考察。在应用研究中，尚存在实验条件控制不严格，正念训练指导者资质不明确，以及测量工具信效度有待提高等问题。未来研究可尝试从以下几方面着手。

（1）进一步从我国传统文化中发掘正念的心理学内涵。正念源于佛教，而我国不仅有着悠久的佛教历史，而且还具有深厚的道家和儒家文化底蕴。众所周知，儒释道三家都强调身心修行。虽然各家在具体修行路线和方式方法上有所不同，但佛家的“正念”与道家的“无为”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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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的“中庸”之义有诸多相似之处。因此，从传统儒释道文化中进一步发掘和丰富正念的心理学内涵不失为一条佳径。

（2）加强对国外量表的高质量修订和本土量表的有效开发。例如，在全国范围内对各类躯体和心理疾病患者以及大、中、小学等不同学生群体进行有代表性的大样本取样，确保所修订或开发的量表具有良好的适用性。

（3）更为严格地控制实验条件，并加强对正念作用机制的实证研究。在研究中，应排除团体背景和霍桑效应等无关因素对实验的干扰，确保正念干预的有效性和可靠性。应规范和统一正念指导者的培训和考核，以保证训练效果的有效性和可比性。此外，还需利用生物反馈仪、ERP和fMRI等现代科技手段进一步加强对正念作用机制的实证研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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