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战略,转型和落后地区发展所面临的挑战

林毅夫

（北京大学 科技大学）

刘眀兴

（北京大学管理学院）

摘要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大多数欠发达国家都采取了多种措施来实现国家的工业化，试图加快他们追赶发达国家的步伐。然而，除了东亚少数几个经济体外，欠发达国家和发达国家之间的发展差距却进一步拉大了。最新的研究表明，欠发达国家拙劣的经济发展绩效主要应该归因为这些国家在制度上所出现的问题，这些问题包括各种各样的市场扭曲和干预。在20世纪80年代初，大多数欠发达国家，无论他们是社会主义阵营国家还是非社会主义阵营国家，都开始了他们的制度改革历程。然而，大多数欠发达国家经济增长绩效的恶化还是得到了进一步的加剧。

在这篇论文中，我们认为，二战后欠发达国家拙劣的经济增长绩效和多数的制度扭曲在很大的程度上应该可以由这些国家采用了不恰当的发展战略来解释。大多数欠发达国家，包括社会主义国家，怀着把自己国家建设成强大国家的动机，采用了违背比较优势的发展战略（CAD），来加速国内资本密集、技术先进生产部门的发展。由于违背了这些国家的比较优势，这些优先发展部门里的大部分企业在开放的竞争市场中并不具有自生能力。为了实施违背比较优势的发展战略，欠发达国家的在要素市场和产品市场上采用了一系列的扭曲来补贴（保护）这些没有自生能力的企业，寻租、预算软约束、宏观经济不稳定以及收入分配两极分化也因此产生。不可避免的经济停滞，更进一步地突然发生的经济崩溃，都有意无意地促使了这些欠发达国家开始市场化导向的经济改革。然而，在企业自生能力问题没有得到有效解决的情况下，市场导向的改革可能会带来大规模的企业破产和失业并因此引发社会（政治）的不稳定。出于对上述可怕后果的担心，许多在实施改革之后采用了更为隐蔽的方式来保护（补贴）那些没有自生能力的企业。无论如何，这样的改革不但不能使经济转型成一个良好运行的市场经济，反而使得经济绩效不如改革之前。

另外，我们也认为在改革（转型）开始之初，就应该放松对劳动密集型部门进入的（这些劳动密集型部门在改革之前是受到压制的），并创造条件解决违背比较优势发展战略所优先发展的部门里企业的自生能力问题。只有这样，经济才能够在转型过程中获得持续的动态增长。

在文章中我们提出了几个关于发展战略和不同的转型方式会对经济绩效产生不同影响的假说，并用1962——1999年间103个国家的宏观经济数据来对它们进行了检验。检验所得到的结果和假说的结论相一致：违背比较优势发展战略不利于经济的长期增长并导致经济增长的不稳定，然而在转型过程中劳动密集型部门的增长却有利于整个经济的持续增长。

I. 引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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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许多欠发达国家（LDCs）的采取了多种措施来实现国家的工业化。二战后，几乎每个国家用可比价格衡量的人均GDP都有所增加。然而，如图1所示，发达国家和落后国家之间的人均收入差距却明显扩大了。只有少数几个东亚经济体确确实实上缩小了这一差距，并实现了人均收入水平向发达国家人均收入水平的收敛。

图 1: 人均GDP, 1950——1992 (56个国家)

(用1900 年Geary-Khamis 美元衡量)

250002000015000100005000019501955西欧东欧非洲196019651970197519801985南部欧洲亚洲1990Western Offshoots拉丁美洲

资料来源: Angus Maddison,《监测世界经济, 1820-1992》，经合组织经济发展中心, pp.212.

在18世纪工业后，发达国家快速的产业提升和技术升级带来了这些国家的财富和综合国力的飞速增加。因此，欠发达国家早期的发展方向主要着眼中于如何快速发展（采用）发达国家的主导产业（技术）(Krueger 1992)。最新的研究发现，欠发达国家拙劣的发展绩效在很大程度上应归因于他们在制度上所出现的问题，这些问题包括各种各样的市场扭曲、干预、宏观经济不稳定、收入分配不平等、殖民地传统等等，而这些因素则妨碍了市场的正常运行(Shleifer et al., 1998; Rodrick, 1998, 2003; Acemoglu et al., 2001a, 2001b, 2002a, 2002b; Djankov et al., 2003)。从20世纪70年代后期开始，许多欠发达国家，包括（前）社会主义国家，为了改善经济绩效，事实上，都开始了市场导向的经济改革。然而，除了像中国和越南等少数几个国家外，尽管大多数实行市场化改革的欠发达国家都采取了多种措施来改善那些被认为是影响经济发展的决定因素，多数欠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绩效反而变得更差了(Barro 1997)。Easterly (2001, p. 2) 指出“在1980——1998年，发展中国家中人均收入增长的中位数为零，而在1960——1979年则达到2.5%”。

在这篇论文中，我们认为，在一个经济绩效表现不佳的欠发达国家的市场所存在的大多数市场扭曲和干预是内生于所采用的违背比较优势的发展战略的，二战后，违背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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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优势的发展战略表现为以发展资本密集型的重工业为重点的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这种战略下，优先发展的部门的大部分企业在开放的竞争市场中不具有自生能力。因此，不得不在市场中采取一系列价格扭曲和行政干涉手段来支持（保护）这些没有自生能力的企业。通过这些措施，欠发达国家固然能够建立起一些先进产业，并且在经济发展的最初阶段，这些欠发达国家也可以取得投资拉动的经济增长。然而，由于错误的资源配置、激励结构的扭曲、寻租猖獗等原因，这些国家的经济效率极端低下。当国内经济资源耗竭并且进一步从国际市场上动员资源来支持这些没有自生能力的企业也不可能时，经济就会陷入停滞，甚至可能会遭受经济危机的打击。为了重振经济，改革变得必不可少。然而，正如前面已经提到的，市场中的众多扭曲和干预是内生于保护优先发展部门里的没有自生能力企业的需要。如果企业的自生能力问题没有在改革开始之前得到有效地解决，那么，要么没有自生能力的企业迅速崩溃，并因此带来大规模的失业和社会（经济）的混乱，要么需要通过隐性的扭曲和保护方式来保护（补贴）那些没有自生能力的企业。因此，这种改革不但不能建立成熟的市场经济，反而可能使得经济绩效不如改革之前。本文建议，应该采用这样一种改革方式：放松对劳动密集型部门进入的（这些劳动密集型部门在改革前是受到抑制的部门），并创造条件解决违背比较优势发展战略所优先发展的部门的企业的自生能力问题，以便经济能够在转型过程中取得持续的动态增长。

文章结构如下：第一部分引言；第二部分对关于一个国家经济增长决定因素的文献进行了回顾和评论，并讨论了欠发达国家的发展战略对该国企业的自生能力、该国的经济制度以及该国的经济绩效和社会状态所造成的影响；第三部分探究了欠发达国家经济改革和转型所采用的不同方式以及它们的不同结果；第四部分对第二和第三部分所提出的经验假说进行了检验；第五部分是总结性评论。

II.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和欠发达国家发展战略对该国制度和经济增长绩效的影：文献回顾和评论

对于经济学家来说，为什么欠发达国家不能追赶上发达国家不但是一个具有挑战性的问题，而且是一个令人困惑的现象。新古典增长理论(Solow 1956) ，在外生给定技术水平的假设下，预测认为欠发达国家的增长速度将快于发达国家，欠发达国家的人均收入水平将收敛到发达国家的人均收入水平，并且任何国家的GDP增长率最终将等于其人口增长率。然而，除了东亚少数几个经济实体外，大多数欠发达国家的人均收入水平未能实现向发达国家人均收入水平的收敛(Pearson, et al. 1969; Romer 1994)，并且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率继续超过他们的人口增长率。出于对新古典增长理论的质疑，新增长理论的先驱者Romer (1986) 和 Lucas (1988)提出了新增长理论，他们把技术创新看作是由人力资本积累、研究和开发（R&D）以及干中学（learning by doing）等因素所内生决定的，从而认为欠发达国家未能实现向发达国家的收敛原因就在于欠发达国家在对技术变迁起着重要作用的因素上缺乏投资。新增长理论的观点对于发达国家人均收入的持续增长是有深刻见解的，但是新增长理论对于二十世纪后三十年里亚洲新兴工业化经济（包括韩国、、和新加坡）以及中国近来的非凡的经济增长绩效和向发达国家的收敛未能做出令人满意的解释。(Pack 1994; Grossman and Helpman 1994)。在他们向发达国家的追赶过程中，这些新工业化经济在研究和开发（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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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力资本以及干中学（learning by doing）上的投资远低于那些发达国家。

现在许多经济学家认为，欠发达国家未能赶上发达国家是由于这些国家干预和管制而带来的糟糕的制度所引起的，这些糟糕的制度包括丛生、弱于保护投资者利益以及大量的社会冲突(Shleifer et al., 1998; Rodrick, 1998; Acemoglu et al., 2001a, 2001b, 2002a, 2002b; Djankov et al., 2003)。Rodrick (2003, p7)提到：“制度在增长文献中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因为我们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产权、合适的管制结构、司法系统的好坏和性、官僚的权力在很多情况下都不是想当然的，并且它们对于促使和维持经济的持续增长起到了最为重要的作用。”法律渊源(La Porta et al., 1998, 1999)和制度传统(Acemoglu et al., 2001a, b; Engerman and Sokoloff 1997 )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也已经得到了重视。

一般来说，是欠发达国家中最重要的制度。的经济决定着欠发达国家中企业所面临的宏观激励结构。改革者和研究者都试图去理解的干预和管制是如何出现的，以及的干预和管制是否会持续下去，并且是如何持续下去的(Rodrik 1996)。角色的古典理论 (Pigou, 1938)被称为“帮助之手”。另外一个角色的理论——“掠夺之手”理论(Shleifer and Vishny 1998)认为干预仅仅是为了追求政客和官僚们的利益。政客们利用管制来帮助关联企业和其他政治拥护者以获取政治捐助和选票。另外，“许可证制度和管制大量存在的一个重要原因可能就在于它们使得们有权力对许可证发放进行否决，而要获得许可证则必须对行贿来作为交换(Shleifer and Vishny 1993, p. 601)。” Djankov, La Porta, Lopez-de-Silanes, and Shleifer (2002)最近的一篇论文对角色“掠夺之手”的理论进行了实证检验，他们的结论是行业进入壁垒可能会因官僚的而抬高。

假定欠发达国家的管制可能来源于或者政治精英们的“掠取之手”，但是如何理解干预下的制度结构的衍化，文献至今还是没有能够给出合适的解释。在欠发达国家，干预下所形成的制度结构是相当复杂的。我们对政治领袖们设计出如此复杂政治体系的动机感到迷惑不解，因为制度复杂性会产生征用（expropriations）和政治控制，征用和政治控制所带来的成本增加会使得掠夺所得的收益减少。由于既得利益集团在得到保护（补助）的同时，通常也必须上缴税收并可能受到的抑制，因此，由特殊利益集团而产生的观点也不能很好地解释这个问题。此外，很多干预并没有明显的受益集团。

林(2003)提出了另一个关于欠发达国家的干预和管制的假说，该假说基于欠发达国家所采用的发展战略和本国资源禀赋结构所产生的矛盾1。社会主义国家和非社会主义的欠发达国家早期政治领袖中的大多数，如印度的尼赫鲁、埃及的纳什尔、印度尼西亚的苏加诺、中国的、越南的胡志明，都是曾经参加国家运动的精英或者是参加本国和国家建设的精英。按照林的观点，欠发达国家第一代政治领袖们所制定的制度内生决定于政治精英们在国家建设上的勃勃雄心——国家的工业化和国家的现代化和国家经济现状之间所存在的矛盾。这个理论的关键是工业化冲动下所优先发展的部门里的企业的自生能力问题2。

林(2003, p. 280)对自生能力做了如下的定义：“在没有任何外部的补贴和保护情况下， 12

这部分的余下讨论大部分引自Lin(2003)。

欠发达国家地方官僚可能会利用因国家建设而产生的干预（管制）来为他们个人的“掠夺之手”服务。然而，官僚们的“掠夺之手”应该被看作是扭曲和管制的结果而不是扭曲和管制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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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一个正常经营管理的企业在自由、开放和竞争市场中能够赚取社会可接受的正常利润，那么，这个企业就有自生能力，否则，这个企业就不具备自生能力。”显然没有人会投资于一个不能赚取社会可接受的正常利润的企业。这种企业只有在给与支持的情况下才能存在。按照林的观点，一个正常经营管理的企业的自生能力依赖于该企业所进入的产业以及该企业所采用的生产技术是否和本国资源禀赋结构所决定的比较优势相一致，企业的比较优势取决于经济的资源禀赋结构。在其它条件相同的情况下，一个劳动力（资本）相对充裕的经济中，企业只有进入到劳动（资本）相对密集的产业并采用劳动（资本）相对密集的生产技术才具有自生能力。

在一个没有干预，自由、开放、竞争的市场中，只有具有自生能力的企业才能生存下来，因此，一个经济的产业结构和技术是内生决定于该经济的资源禀赋结构的。大多数欠发达国家资源禀赋结构的特征是劳动力相对充裕而资本相对缺乏3。正因为如此，在一个自由、开放、竞争的市场中，欠发达国家的产业结构和技术结构应该是劳动相对密集型的。然而，在强国梦的鼓舞下，欠发达国家的政治领袖、经济学家和社会精英等人常常把在最短的时间内建立起来和最发达国家一样的资本密集型产业并采用先进技术来进行生产作为他们国家发展战略的目标。林把欠发达国家这种类型的发展方式称作是违背比较优势的发展战略（CAD），因为这些国家的试图鼓励企业在产业进入和技术选择时忽视本国经济既定的

4比较优势。 违背比较优势发展战略中所优先发展的产业部门里的大部分企业在自由、开放、

竞争市场中并不具有自生能力。所以，欠发达国家不得不通过干预的方式来补贴和保护这些企业。

如果采用违背比较优势发展战略而造成企业所进入的产业和选择的技术和由该国经济的资源禀赋结构所决定的最优产业选择和技术水平之间的偏离比较小的话，并且试图支持的没有自生能力的企业为数不多的话，这时可以像经合组织中大部分国家的保护本国农业一样，也许可以通过税收和转移支付来直接补贴那些企业。然而，当一个欠发达国家采用违背比较优势发展战略时，这种背离往往是非常巨大的，并且这时没有自生能力的企业数量也非常多，而的征税能力又非常弱。因此，欠发达国家往往转而求助于通过价格扭曲、对市场竞争的、用行政手段来直接配置资源等手段来对那些没有自生能力的企业进行隐性的补贴。5 事实上，经济转型前，社会主义经济的传统计划是为了对没有自生能力的重工业企业进行支持和保护的典型制度安排(Lin, Cai and Li 2003, chap. 2)。 3

欠发达国家资源禀赋结构另外一个可能性是，自然资源相对丰富，资本和劳动相对稀缺。本文的讨论和结论可以很轻松地推广到这种情形。 4

比较优势违背发展战略包括社会主义国家和诸如印度等发展中国国家所采用的重工业化发展战略和大部分拉美国家和非洲国家的间接出口补贴战略。另外，比较优势违背发展战略还包括随着经济的发展， 某些产业已经失去了比较优势，但是还是给与这些产业以保护，大部分经合组织国家对国内农业保护就属于这种情形。 5

从上面的观点我们可以看出，的“掠取之手”，或者利益集团的操纵并不是欠发达国家干预存在的原因，而欠发达国家干预存在的真正原因在于政治精英们的强国梦。经济的资源禀赋结构和政治领袖们不切实际的雄伟发展企图之间的冲突所导致的扭曲和干预会使得成为经济的内生现象。这样看来，政治目标应该与因“掠夺之手”而产生或者“利维坦式的政体”相区分。（“利维坦式的政体”指有庞大官僚机构的集权主义国家，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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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当一个欠发达国家采用违背比较优势发展战略时，由于信息不对称，不能够确切知道多少补贴才是足够的。除了为得到诸如获得低息贷款、税收减免、关税保护和合法垄断等更多的事先的优惠外，还为了得到诸如更多的优惠贷款和税收拖欠等事后的行政上的专门帮助，优先发展部门的企业会有动机利用他们企业的自生能力问题作为借口，并运用手中的资源去游说。这样，经济中充斥着大量的寻租行为和。由于企业可以利用自生能力问题作借口来和进行讨价还价以获得更多的支持，并且由于难以回避这种责任，因而企业的预算约束软化了 (Lin and Tan 1999)6。由于软预算约束的存在，企业没有提高生产力的压力，因此企业效率也十分低下。此外，由于在优先发展部门里的企业可以得到补贴（保护），并且预算约束软化，在这些部门的投资成为一种。非社会主义的欠发达国家的政治领袖会选择他们自己的亲朋好友或政治支持者来投资那些优先发展的部门，因而导致裙带资本主义现象。

此外，如果欠发达国家的采用违背比较优势发展战略，经济将变得更为内向型。这是因为违背比较优势发展战略试图通过国内生产资本密集型的制造产品来替代进口，从而引起进口的减少。由于资源不可避免地从其它有比较优势的产业转移到违背比较优势发展战略中优先发展的部门中去，出口也会受到压制。为了促进优先发展产业部门所需的技术（设备）的进口，汇率很可能被高估，这样会显著地阻碍经济的出口。另外，在违背比较优势发展战略下，发展战略的承担者通常是大企业。为了满足那些没有自生能力的大企业的融资需求，通常将这些企业实行国有化，并且跳过金融中介的环节，利用直接的财政拨款来对这些企业进行支持。这就是前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中存在的情形，并继续存在于许多欠发达国家当中。即使依赖于私人企业来执行违背比较优势发展战略，大企业的融资需求也是非常巨大的，因此只有受严格管制的垄断银行体系或者受行政干预的股票市场才能满足其融资需求。无论在那一种情形下，这时国家的金融体系效率是十分低下的。没有自生能力的企业的发展严重地依赖于外部的融资支持。起先通过上述的对金融体系的干预来动员国内的资源去支持这些企业。一旦国内的金融资源耗竭，为了支持这些企业的发展，通常要求助于国际金融市场。财政赤字、不良贷款、对外负债以及金融体系的脆弱性会进一步恶化，因而宏观经济稳定也不能维持，从而导致金融危机的爆发，这也会引发严重的社会冲突和政治上的不稳定(Rodrik1998; Caselli and Coleman 2002)。

总之，按照林的理论，欠发达国家拙劣的经济绩效以及欠发达国家所观察到的大部分的市场扭曲和干预，在很大程度上应归因于采取了违背比较优势的发展战略。

III. 自生能力、经济改革和经济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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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算软约束是Kornai (1986)为解释社会主义国家经济问题而创造的一个术语。按照Kornai 的解释，预算软约束是由于社会主义国家的对国有企业的父爱主义而造成的。Kornai 关于预算软约束的理论不能够解释为什么在非社会主义经济中也存在预算软约束，以及预算软约束在和东欧等转型经济实行私有化10年之后还是得以广泛存在(World Bank 2002)。Dewatripont and Maskin (1995)认为预算软约束的存在是因为银行对投资项目的不完美信息以及银行对所投资项目存在时间不一致问题而引起的。然而，这个理论不能够解释欠发达国家预算软约束存在的普遍性和持续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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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验证据显示采用违背比较优势发展战略会阻碍一个欠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Lin 2003)。然而，违背比较优势发展战略以及该战略所导致的干预在经济发展的早期阶段往往有利于动员稀缺资源投资到少数清楚界定的优先发展部门中去(Ericson 1991)。只要使用行政手段能够从国内或国际市场动员资源投资到经济优先发展的部门，那么采用违背比较优势发展战略的国家也可以获得一段时间的投资拉动型的经济增长。因此，由于对采用违背比较优势发展战略对经济增长所造成的长期后果认识不足，出于对快速建设强国的热切希望，或者是领导人出于对自己任期内政绩的追求，违背比较优势发展战略对欠发达国家的政治领袖有很大的吸引力，从而在二战后几乎所有的欠发达国家都采用这一战略(Chenery 1961)。然而，一旦从国内和国际市场上所能获取的金融资源耗竭，经济就会陷入停滞，并且违背比较优势发展战略所固有的问题就呈现出来了7。经济将面临各种各样的困难，并且从20世纪70年代后期开始，自愿的或者是非自愿的市场导向改革成了欠发到国家，无论是社会主义国家还是非社会主义国家，不可回避的选择(Krueger 1992)。

改革开始后，大多数欠发达国家将注意力集中在市场扭曲和干预上，并且试图建立起市场有效运行所必需的制度(Williamson 1997, Kolodko 2001)。然而，除了中国、越南和其它少数几个国家外，社会主义国家在转型期间的经济增长绩是非常糟糕的。前苏联和东欧国家（FSUEE）在转型期间经济绩效的令人失望程度尤其显著。前苏联和东欧国家在20世纪80年代的后期和20世纪90年代的初期开始经济转型时，由于这些国家采用了休克疗法，这种疗法旨在尽可能快地恢复市场制度，因而大多数经济学家对这些国家转型的预期结果都表示乐观8。从开始转型算起，已经过去十年了。然而，与当初大多数经济学家的乐观看法相反，采用休克疗法的前苏联和东欧国家经历了长时间的恶性通货膨胀、生产的萎缩、经济不平等程度的严重加剧以及其它社会指标的恶化(World Bank, 2002; Blejer and Skreb, 2001; and Roland, 2000)。所有的独联体国家和大多数的中欧和南欧国家以及大部分的波罗的海国家的累积产出下降量大大超过了美国在大萧条时期的累积产出下降量(World Bank, 2002)。

除了前苏联和东欧国家在向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经济绩效表现令人失望外，大多数欠发达国家的经济绩效也一样令人失望。这些国家拙劣的经济绩效表现是非常令人困惑的，因为根据Easterly (2001)的研究显示，那些在增长回归中被认为是重要的变量，如金融深化、贸易和汇率的自由化、医疗卫生、教育、人口出生率以及基础建设等，与转型（改革）前的1960——1979年相比，都有了普遍地改善。Easterly推测认为，世界性的因素，如世界利率水平的升高、发展中国家的债务负担的加重、工业世界的经济增长的减缓以及偏向于熟练工人的技术变迁，导致了欠发达国家在20世纪80年代和20世纪90年代这失落的二十年里的经济停滞。然而，Easterly的假说同中国在1980——2000年间的9.6%的惊人的年均GDP增长率以及越南在1985——2000年间的6.5%的年均GDP增长率不相一致。 7

一个国家所能采用违背比较优势发展战略的持续时间取决于该国的人均自然资源的丰富程度(Ranis and Syed, 1992)。另外，这个持续时间的长短也取决于该国的人口规模大小。在20世纪50年代，东亚经济中的韩国、、新加坡都采用了违背比较优势的发展战略。然而，由于这些经济贫乏的自然资源以及比较小的人口规模，这些经济在采用违背比较优势发展战略后，马上面临着巨大的财政赤字、很高的通货膨胀以及国际收支的不平衡。所以，他们被迫放弃违背比较优势的发展战略。因为这些没有能力对没有自生能力的企业进行补贴，遵循比较优势的发展战略成为他们的真实的发展战略。这可以解释这些经济的成功发展经历。 8

. 休克疗法的主要内容包括：放开价格，私有化和宏观经济稳定化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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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第二部分所表明，社会主义国家和欠发达国家中所存在的大多数市场扭曲和干预，事实上是内生于这些国家的先前所采用的违背比较优势发展战略而造成这些经济优先发展部门里的企业缺乏自生能力问题的，而这些市场扭曲和干预从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角度认为是有害于经济增长绩效的。在经济转型时，如果没有事先妥善地解决优先发展部门里企业的自生能力问题，直接消除或放开那些内生的市场扭曲和管制会导致制度安排从次优（second best）到次次优（third best）的变化，从而导致经济绩效在改革（转型）后进一步恶化。这是因为，如果一下子去除所有的市场扭曲和管制，优先发展部门里的企业自生能力问题会从隐性变为显性。这些没有自生能力的企业如果得不到任何补贴或保护，它们很快就会破产。如果没有自生能力企业的数量很少并且它们的雇佣工人数也很少，同时决定放弃违背比较优势发展战略的政治决心很强的话，休克疗法才能取得成功。消除市场扭曲和保护可能会引起少数企业的破产，但是在自由化之后，那些先前受到压制部门里的有自生能力的企业会成长得很快，完全可以弥补没有自生能力企业破产后因产出下降和就业

9减少所造成的损失。 然而，如果没有自生能力的企业很多并且它们的雇佣工人数量也很多，

那么强制性的消除市场扭曲和的保护会导致大规模的失业，从而导致使经济崩溃而不是经济复元，这正是前苏联和东欧国家和最近的印度尼西亚所经历的。社会和政治稳定也难以维持。为了避免可怕的后结果，在最初实行的强制性改革之后，常常寻找其它方式来补贴和保护那些没有自生能力的企业，从而出现了半吊子的改革，而且经济绩效也比改革前更加差了。一些前苏联和东欧国家经济改革的失败就是这样的例子，这值得进一步的分析。

在经济改革进程启动之时，大多数欠发达国家都拥有大量的没有自生能力的企业，这些企业是在原来违背比较优势发展战略下建立起来的。由于新古典经济学有个隐含的假定——假定经济中的企业都是有自生能力，从而直接实施基于现有新古典经济学做出的改革是不一定合适的。因而需要找到一种方法在解决优先发展部门里企业的自生能力问题的同时能够复兴经济的活力，并使得经济能够渐进地转向一个运行良好的市场体系。中国的经验可以为其它正处在转型过程或即将开始转型的经济提供了一个有用的范例。

中国在1979年开始的经济转型采用了一种逐步的、渐进的、双轨制的方式。在改革开始之改，中国给与了国有企业经理人员对国有企业的部分自主权，并解散了集体农场来改善激励机制，但仍然向传统部门里的没有自生能力的国有企业提供保护和支持来避免它们受到破产的威胁。这种激励机制的改善使得农业部门和工业部门的生产力都得到了很大的提高(Lin, 1992; World Bank, 1992)。同时，放松对那些中国具有比较优势但在违背比较优势发展战略时受到压制的部门进入的严格，这使得劳动密集型的中小型非国有企业，如乡镇企业、合资企业和私营企业，得到了快速的发展。乡镇企业的快速发展就是很好的例证。在1978年到1996年期间，乡镇企业的数量从152万上升到2336万，乡镇企业的从业人数从2827万上升到13508万，其从业人数占农村总劳动力的百分比，从9.5%上升到29.8%。同样引人注目的是，乡镇企业成为推动中国经济全面持续增长的主要力量之一。乡镇企业的工业总产值占全国工业总产值的百分比从1978年的9.1%上升到1997年的57.9%。农村工业已经不再只是农业生产的一个补充，而是成为全国经济增长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源 9

玻利维亚就是一个适合华盛顿共识的例子。1980年，它是一个人口只有五百六十万的小国。能够支持的没有自生能力的企业非常少。因此，Jeffrey Sachs建议的休克疗法可以奏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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泉。众所周知，出口是中国经济近来取得成功的重要因素之一，而乡镇企业产品出口占全国总出口的份额从1986年的9.2%上升到1997年的45.8%(Lin and Yao 2001)。

越南是另一个在转型后取得持续快速经济增长的国家。同中国一样，越南在转型开始时就解散了农村集体农场，扩大了国有企业的自主权，以及促进在计划经济时代原先受到压制的部门里的中小型非国有企业的发展。在工业部门，国有企业仍然占主导地位10。 通过这种谨慎的渐进式改革，越南在1985——2000年期间取得了年平均GDP6.5%的增长率。

前苏联和东欧国家在最初的转型衰退之后，经济的恢复主要也来自于中小型企业进入到原先受到压制的劳动密集型部门。1998年，改革比较成功的国家，如捷克共和国、匈牙利、拉脱维亚、立陶宛和波兰，他们的就业岗位近50%来自于雇员少于50人的新建立的小企业；而在经济绩效较差的国家中，如Belarus、哈萨克斯坦、俄罗斯和乌克兰，小企业的雇佣工人占全国就业的份额只在10%——20%之间(World Bank 2002, p. 39)。

中小型企业进入到违背比较优势发展战略时受到压制的部门使得中国和少数其他几个经济在转型过程中获得了持续的快速增长。然而，只有当违背比较优势发展战略的优先发展部门里企业的自生能力问题得到解决后，一个国家向市场经济的转型和改革才算得以完成。否则，还得继续进行市场干预来保护和补贴那些没有自生能力的企业，的这些行为将不可避免地导致市场扭曲的产生。举个例子来说，伴随中国在转型过程中所取得的快速经济增长，银行不良贷款的份额也日趋严重，行为也广为盛行 (Lardy 1998)。这些问题的根源都在于国有企业的自生能力问题。1983年之后，中国对国有企业的支持由国家财政直接拨款改为由国有商业银行提供低息贷款的方式。现在，超过70%的银行贷款都借给了国有企业，但由于国有企业的糟糕绩效，许多国有企业没有能力归还贷款。因此，银行累积了大量的不良贷款。为了支持国有企业，对某些部门的市场进入也进行了，以便国有企业能够获得垄断租。许多国有企业（以及非国有企业）通过向部门寻租来获得更多的低息贷款或进入到那些受管制部门的执照，这样进一步促使了行为的盛行。

只有当自生能力问题解决之后11，一个国有企业是否能够在竞争性市场中赚取可接受的利润才能够真正变成管理者自己的事情。也不再需要干预市场来保护或补贴企业。只有这样，市场扭曲和干预的消除才能真正取得成功。然而，能否会采纳为建立一个有效的市场体系所必须进行的改革有赖于是否有智慧和决心来放弃违背比较优势发展战略12。

1011

事实上，越南国有企业占GDP的份额从19年的33%增加到1996年的39%(Sun 1997).。

对于这种情形，Lin, Cai and Li (1998)提出了四种改革措施以解决国有企业的自生能力问题：第一，如果国有企业的产品对于本国的国防至关重要的话，应该继续用财政拨款的方式支持这些企业的运转。第二，如果国有企业的产品有广阔的国内市场，这些国有企业可以通过或者和公司联合建立合资企业或者在国际股票市场上市的方式来利用国内资本。第三，如果国有企业的产品没有广阔的国内市场，但这些企业很好的工程技术人员和管理能力，那么这些国有企业可以利用它们的人力资源优势进行转产生产那些符合本国比较优势并且有广阔国内市场的产品。第四，如果国有企业的产品没有广阔的国内市场，并且这些企业也没有很好的工程技术人员和管理力量，那么这些国有企业应该让它们破产。然而，最后一种类型的企业的数量很少。只要经济能够保持快速的增长，那么它就有能力创造出足够的职位来吸纳破产企业所释放的职工和足够的资源来补偿那些在转型过程中的受损者。 12

现在传统的重工业对欠发达国家已经不再有吸引力了。然而，在许多社会里，拥有重工业部门的想法已经被拥有信息、生物技术以及其它的高科技产业所取代。假如一个欠发达国家的试图在他们的经济里加速发展这些新的产业，由于这些产业的企业也不具有自生能力，并且它们也像在传统违背比较优势发展战略中没有自生能力的企业一样需要的补贴和保护。因此，这种情况下，旨在向有效的市场经济转型的制度改革也不能取得完全成功。

9

IV. 发展战略、转型和增长绩效：经验检验

本文第二部分和第三部分给出了关于欠发达国家在20世纪80年代的经济改革（转型）前后的经济绩效的几个可供检验的假说。在这部分中，我们将利用时间序列数据来进行经验检验：

假说1：实施违背比较优势发展战略的国家在较长时间里的经济增长绩效会比较差。 假说2：实施违背比较优势发展战略的国家在较长时间里的经济是不稳定的。

假说3：实施违背比较优势发展战略的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劳动密集型中小型企业进入得越多，整体经济增长绩效就会越好。

我们用1962——1999年间的103个国家的宏观经济数据来检验以上假说。变量的定义，以及它们的均值、标准差、数据来源在表1中加以说明。

我们需要关于一个国家发展战略的代理变量来检验以上假说。我们构造了一个简单的统计指数（TCI）一个国家的制造业的技术选择指数，其定义如下：

AVMitGDPitTCIitLMitLit (1)

其中AVMit是指第i个国家在t年的制造业的增加值；GDPit是指第i个国家在t年的GDP；LMit是指第i个国家在t年的制造工业的雇佣劳动量；Lit是指第i个国家在t年的总劳动人数13。

根据本文第二部分的讨论，技术选择指数（TCI）可以作为采用违背比较优势发展战略的代理变量。如果一个采用违背比较优势发展战略来促进资本密集型工业的发展，那么这个国家的技术选择指数（TCI）将比没有采用这种战略的国家要来得大。这是因为，在其它条件不变的情况下，采用违背比较优势发展战略的国家的制造业部门将更为资本密集，而吸纳的劳动力却更少。因此，对于那些采用违背比较优势发展战略的国家，方程（1）的分母会更小。同时，采用违背比较优势发展战略的为了解决优先发展部门里的企业的自生能力问题，会提供信贷补贴和压低投入品价格来支持这些企业，并给予这些企业垄断地位以便它们能对自己的产品制定很高的价格。上述的措施会导致一个更大的制造业的增加值（AVM）。因此，对于那些采用违背比较优势发展战略的国家来说，方程（1）的分子会更大。这样，在收入水平和其他条件给定的情况下，技术选择指数（TCI）数量的大小可以用来作为一个国家采用违反比较优势发展战略的力度。附录I给出了103个国家在1962——99年间的技术选择指数（TCI）的均值和方差的数据。

为了检验上述假说，我们引入了初始的人均GDP来控制发展阶段的影响，并引入了初始的人口规模来控制市场规模的影响；同时，我们也引入了法律程序的指标来反映制度的好坏，这个指标的构造来自于Kaufmann, Kraay, and Zoido-Lobaton (2002)，引入了贸易依存度来反映国家的开放程度，引入了人口规模来衡量市场规模；另外，我们还引入了两个关于地理特征的变量：一个是一个国家与赤道的距离，另一个是国家的内陆性。为了控制制度好坏和收入水平之间的内生性，我们引入了说英语人口的比例和说其它欧洲主要语言的人口比例作为工具变量(Hall and Jones, 1999)，来刻画殖民地起源对现有制度好坏的长期影响。同样，我们也用引力模型（gravity model）所预测的贸易拟合值来作为衡量一个国家开放程度的工具变量。这种方法首先被Frankel and Romer (1999)采用，其后由Dollar and Kraay (2002)加以 13

Lin (2003)将TCI定义为TCIKmLm ，其中K/LKLm

m 是制造业部门里的资本劳动比，K/L 是整

个经济的资本劳动比。

10

修正。在面板数据的回归中，我们用开放程度的一期滞后值作为开放程度的工具变量。 表 1: 变量定义和来源 变量 LnGDP60 LnGDP80 LnGDP 定义 1960年人均真实GDP的对数值。 1980年人均真实GDP的对数值。 1960, 1970, 1980,1990年人均真实GDP的对数值。 LnTCI1 1963年到1999的平均技术选择指数的对数值。 0.96 0.90 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指数和联合国工业发展组均值 7.33 7.91 7.73 标准差. 0.80 1.05 1.02 数据来源 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指数 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指数 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指数 织 (2002) LnTCI2 20世纪60年代, 70年代, 80年代, 90年代，每十年的平均技术选择指数的对数值。 LnTCI70 1970年到1979年平均技术选择指数的对数值。如果这个数据不可得，那我们用1980年到1985年的平均技术选择指数的对数值。 DELTCI 1990年到1999年的平均技术选择指数对数值减去LnTCI70。 0.07 0.38 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指数和联合国工业发展组0.91 0.92 0.85 0.84 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指数和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 (2002) 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指数和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 (2002) 织 (2002) RL01 2000年（2001年）的法律程序。 0.003 0.95 Kaufmann, Kraay and Zoido-Lobaton (2002) LnOPEN1 1960年到1999年进出口总额和GDP比值平均数的对数值。 LnOPEN2 20世纪60年代, 70年代, 80年代, 90年代，每十年平均的进出口总额和GDP比值的对数值。 LnPOP1 1960年到1999年的中间年份总人口的对数值。 15.2 2.11 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指标 -1.30 0.84 -1.11 0.81 Dollar, David and Aart Kraay (2002) Dollar, David and Aart Kraay (2002) 11

LnPOP2 20世纪60年代, 70年代, 80年代, 90年代，各起始年总人口的对数值 14.93 2.12 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指标 LANDLOCK 虚拟变量，如果一个国家是内陆国，则取值1；否则取值0 。 0.18 0.39 Dollar, David and Aart Kraay (2002) LnDIST (DISTEQ+1)的对数值，其中DISTEQ是一个国家与赤道的距离，以该国首都纬度绝对值来衡量。 2.96 0.88 Dollar, David and Aart Kraay (2002) ENGFRAC 说英语人口的比例。 .07 .24 Hall and Jones (1999), taken from Dollar, David and Aart Kraay (2002) EURFRAC 说其它主要欧洲语言人口的比例。 0.22 0.38 Hall and Jones (1999)，取自 Dollar, David and Aart Kraay (2002) LnFRINST LnOPEN的工具变量。 -2.83 0. Dollar, David and Aart Kraay (2002) INST 估计中RL01 的预测值(ENGFRAC和EURFRAC作为工具变量)。 0.003 0.34 TRADE1 估计中LnOPEN1 的预测值(LnFRINST作为工具变量)。 -1.11 0.38 TRADE2 面板估计中 LnOPEN2 的估计值 (它的滞后变量作为工具变量)。 -1.27 0.79 假说1的检验：

我们用两种方法来检验假说1。第一种方法的因变量是1962——1999年间的人均GDP年均增长率，第二种方法的因变量是20世纪60年代、70年代、80年代、90年代的每十年间的人均GDP年均增长率。

表2给出了第一种方法的估值。回归模型1.1和模型1.2采用了普通最小二乘法（OLS）来得到估计值。模型1.1的解释变量只包括发展战略的代理变量，LnTCI1，最初的人均GDP ，LnGDP60。而模型1.2则包括了其它解释变量以刻画制度好坏、开放程度、地理位置以及市场规模的大小。模型1.3有相同的解释变量，但模型1.3采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2SLS）以控制制度好坏和开放程度的内生性。

计量结果表明，技术选择指数（TCI）有着预计的负的影响，并且在三个回归中都是显

12

著的。这个结果支持了假说1——一个国家越追求违背比较优势发展战略，那么这个国家在1962——1999年间的经济增长绩效就越差。LnTCI的估计系数在-0.66到-1.25之间。从这些估计中，我们可以推断，技术选择指数（TCI）向均值偏离正的10%，将导致人均GDP年均增长率，在1962——1999年间，大约下降0.1个百分点。

回归结果也显示出初始的人均收入和人口规模对经济增长率有着预计的影响并且效果显著。法律程序、开放程度和一个国家与赤道的距离也有着预计的影响。但是，法律程序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2SLS)的回归中效果并不显著，而一个国家与赤道的距离在普通最小二乘法（OLS）的回归中效果也不显著。一个国家的内陆性在三个回归中效果都不显著。

表2: 假说1的估计值（因变量=1962——1999年间的人均GDP年均增长率）

模型1.1 模型1.2 模型1.3 普通最小二乘法 普通最小二乘法 两阶段最小二乘法 (OLS) (OLS) (2SLS) 常数项 7.32*** 4.66** 3.26 (1.60) (1.87) (2.15) LnTCI1 -1.25*** -0.66*** -0.92*** (0.20) (0.18) (0.19) LnGDP60 -0.54*** -0.99*** -0.59*** (0.20) (0.18) (0.21) RL01 0.58*** (0.21) INST 0.22 (0.41) LnOPEN1 0.70*** (0.22) TRADE1 0.93** (0.43) LnDIST 0.20 0.47*** (0.16) (0.16) LnPOP1 0.33*** 0.22** (0.09) (0.09) LANDLOCK 0.07 0.46 13

(0.32) (0.38) 0.44 调整-R2 观测值个数 0.36 0.56 85 83 83 1. 因变量是1960——1999年人均GDP年平均增长率，其中i 表示国家，t表示时期， (T-t)是观测期限的长短。

2. 括号中的数据指的是标准差。

3. *，**，和 *** 分别表示10%，5%，和1%的显著水平。

表3给出了了用方法2回归的结果，这里的因变量用的是1960——1999年间每十年的人均GDP的年平均增长率。用来估计回归模型的计量方法分别是：模型2.1和2.2用普通最小二乘法（OLS），模型2.3用单边固定效果方法（one-way fixed effect），模型2.4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2SLS），模型2.5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2SLS）和单边固定效果方法（one-way fixed effect）。在固定效果（Fixed effects）模型中，我们增加了时间虚拟变量来控制时间效应，而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2SLS）模型来控制制度质量和开放程度的内生性。

同方法1所得的结果一样，技术选择指数（TCI）的估计值有预计的负的影响，并在三个回归中结果都高度显著。这个计量结果又一次和假说1的预测相一致，即发展战略是一个国家长期经济增长绩效的主要决定因素。

其它解释变量的结果同表格2中变量的结果。

表3: 假说1的估计值 （因变量=1962——1999年间的每十年的人均GDP年平均增长率）

模型 2.1 普通最小二乘法 (OLS) 7.15*** (1.61) LnTCI2 -1.10*** (0.21) LnGDP -0.54*** (0.18) RL01 模型 2.2 普通最小二乘法 (OLS) 8.36*** (2.16) -0.69*** (0.20) -1.39*** (0.23) 1.45*** (0.23) INST 模型2.3 固定效果模型 (Fixed effect) 3.83* (2.11) -0.40** (0.19) -0.86*** (0.23) 1.12*** (0.22) -0.38 (0.42) -0.67* (0.38) 模型2.4 两阶段最小二乘法 (2SLS) -0.74 (2.56) -0.69*** (0.24) -0.17 (0.27) 模型2.5 两阶段最小二乘法和固定效果模型 (2SLS, Fixed effect) -2.70 (2.37) -0.47** (0.22) 0.17 (0.25) 常数项 14

LnOPEN2 0.24 (0.23) 0.35 (0.22) TRADE2 0.01 (0.29) -0.06 (0.27) 0.17 (0.18) 0.27** (0.12) 0.02 (0.43) 0.24 213 LnDIST -0.04 (0.18) -0.10 (0.17) 0.41*** (0.09) 0.08 (0.36) 0.36 278 0.27 (0.20) 0.22* (0.12) -0.23 (0.46) 0.08 213 LnPOP2 0.32*** (0.10) LANDLOCK -0.31 (0.39) 调整-R2 观测值个数 0.08 315 0.23 278 1. 因变量是20世纪60年、70年代、80年代和90年代，每十年的人均GDP年平均增长率。 2. 模型 3.3 和 3.5包括时间虚拟变量。 3. 括号中的数据指的是标准差。

4. *，**，和 *** 分别表示10%，5%，和1%的显著水平。

假说2的检验

假说2是关于违背比较优势发展战略对经济增长稳定性的影响。如果一个国家实施违背比较优势发展战略，那可能会有一段时间的投资拉动型的经济增长。但是这种增长是不可持续的，并且很有可能会引发经济危机。因此，采纳违背比较优势发展战略的国家的经济可能会比遵循比较优势发展战略的国家来得更不稳定。在对这个假说的经验检验，我们用以下方法来测度一个国家在1962——1999年间的人均GDP增长率的变动程度。

2T1999gVi138T1999it1 (2)

t1962git38t1962这里的git 指的是第i个国家在t年的人均GDP增长率。

在假说2的检验里，模型的因变量是用上述方法计算得到经济不稳定程度（Vi ）的对数值，模型的解释变量同假说1的检验所用的解释变量一样。用来拟合回归方程的计量方法也同假说1检验的方法一样。表4给出了回归模型的计量结果。

同预计的结果一样，技术选择指数（TCI）的影响是正的，并且在三个回归中效果都是高度显著的。计量结果支持了假说2，即一个国家实施违背比较优势发展战略的力度越大，则这个国家的经济增长越不稳定。我们可以从这些估计中推断得出，技术选择指数（TCI）

15

增加10%会导致经济不稳定程度上升4——6%。

其它解释变量的估计系数显示，一个国家制度的好坏、国家的开放程度、国家内陆性和人口规模都对经济的稳定性有负的影响。然而，除了人口规模（一个国家经济规模大小的代理变量）的估计系数在普通最小二乘法（OLS）和两阶段最小二乘法（2SLS）模型中效果显著外，其它解释变量的估计系数，要么只能在普通最小二乘法（OLS）效果显著，要么只能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2SLS）中效果显著。而1960年的人均收入初始值以及一个国家与赤道距离的估计系数在这三个回归中效果都不显著。

表 4: 假说2的估值 [因变量=(1962——1999年间的人均收入增长率的变化程度)的对数值]

模型3.1 模型3.2 模型3.3 普通最小二乘法 普通最小二乘法 两阶段最小二乘法 (OLS) (OLS) (2SLS) 常数项 0.49 3.03** 3.63** (1.06) (1.44) (1.56) LnTCI1 0.*** 0.41*** 0.56*** (0.13) (0.14) (0.14) LnGPP60 -0.04 0.17 -0.07 (0.13) (0.14) (0.15) RL01 -0.33** (0.16) INST -0.20 (0.29) LnOPEN1 -0.46*** (0.17) TRADE1 -0.53 (0.33) LnDIST -0.003 -0.15 (0.11) (0.11) LANDLOCK -0.31 -0.53* (0.24) (0.28) LnPOP1 -0.26*** -0.18** (0.06) (0.07) 调整-R2 .29 0.47 0.37 观测值个数 103 93 93 1. 因变量是1962——1999年经济增长变化程度的对数值。 2. 括号中的数据指的是标准差。

3. *，**，和 *** 分别表示10%，5%，和1%的显著水平。

假说3的检验:

16

假说3试图对Easterly (2001)提出的令人困惑的现象给出部分的解释。在20世纪60年代和20世纪70年代里，欠发达国家人均GDP增长率的中位数是2.5%，然而，尽管大多数欠发达国家在20世纪80年代开始了他们的改革历程，但是，在20世纪80年代和20世纪90年代里，欠发达国家的人均GDP增长率的中位数反而是0%。正如我们在本文第二部分所论证的，欠发达国家由于采用了违背比较优势发展战略，使得改革前这些国家有比较优势的劳动密集型部门的发展受到压制，并且导致了大量的市场扭曲和干预的存在。因此，欠发达国家改革所能带来的经济增长绩效取决于这个国家能否创造一个有利于劳动密集型部门发展的环境，并同时找到解决先前违背比较优势发展战略遗留下来的企业自生能力问题的方法，从而使得该国完成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进程。采用违背比较优势发展战略的国家有着较高的技术选择指数（TCI）。如果一个欠发达国家在改革（转型）后能够成功地发展劳动密集型的部门，那么这个国家的资源配置和增长绩效就能够得到改善，技术选择指数（TCI）也会因此下降。因此，从违背比较优势发展战略向遵循比较优势发展战略的成功转型将导致技术选择指数（TCI）的下降。一个国家技术选择指数（TCI）下降得越多，我们预期就会有越高的经济增长率。

我们构造了一个变量，1990——1999年间的平均技术选择指数（TCI）的对数值与1970——1979年间的平均技术选择指数（TCI）的对数值的两者之差（DELTCI），用它衡量转型后劳动密集型部门的增长情况。

回归中的因变量是1980——1999年人均GDP年平均增长率的对数值。除了DELTCI，解释变量还包括20世纪70年代的平均技术选择指数（TCI）的对数值，20世纪80年人均GDP的初始值，以及其它用来衡量一个国家制度的好坏、国家的开放程度和人口规模大小的解释变量，这些变量类似于前面回归中所用到的解释变量。 我们用两种方法来检验这个假说。第一种方法用数据集中所有国家的观察值，而第二种方法只用由Easterly 和 Sewadeh (2002)所定义的发展中国家的观测值。在上述两种方法中，我们像前面对假说的检验一样，都进行了三次回归，其中两个用的是普通最小二乘法（OLS）回归，另一个用的是两阶段最小二乘法（2SLS）回归。表5给出了这些回归的计量结果。 正如我们所预计的，DELTCI的影响是负的，并且它的估计系数在六个回归中都显著地不等于零。计量结果支持了假说3，即技术选择指数（TCI）从20世纪70年代到20世纪80年代的下降对1980——1999年间平均的人均GDP增长率有正的影响。因此，对于一个采用违背比较优势发展战略的国家来说，如果能够允许劳动密集部门的发展，那么它的经济增长绩效就会得到改善。我们可以从这些估计值中推断得出，在20世纪70年代到20世纪90年代，如果技术选择指数（TCI）下降10%，那么1980——1999年间的人均GDP年平均增长率将会有0.1到0.13个百分点的增加。

其它解释变量都有预计的符号。然而，除了人口规模这个变量的符号是正的并在六个回归中效果都显著外，其它解释变量或者都不显著，或者在一些回归中显著而在其它回归中不显著。

表5: 假说3的估值 （因变量=1980-99年间的人均GDP年均增长率）

模型4.1 模型4.2 模型4.3 模型4.4 模型4.5 模型4.6 普通最小普通最小二乘法 二乘法 (OLS) (OLS) 两阶段最普通最小小二乘法 二乘法 (2SLS) (OLS) 普通最小二乘法 (OLS) 两阶段最小二乘法 (2SLS) 17

常数项 2.53 3.79 -2.94 4.28 -4.50 -9.03 (3.17) (3.63) (3.97) (4.24) (5.01) (6.43) DELTCI -1.25** -0.91** -1.12** -1.16* -1.02* -1.30** (0.55) (0.45) (0.51) (0.66) (0.52) (0.60) LnTCI70 -0.84** -0.38 -0.52 -0.61 -0.26 -0.31 (0.41) (0.34) (0.38) (0.48) (0.38) (0.45) LnGDP80 -0.04 -1.32*** -0.31 -0.34 -0.78* -0.12 (0.35) (0.37) (0.38) (0.50) (0.45) (0.57) RL01 1.31*** 1.78*** (0.37) (0.47) INST 0.44 0.96 (0.60) (1.18) LnOPEN1 0.71* 0.54 (0.36) (0.49) TRADE1 1.50** 2.23* (0.70) (1.26) LnDIST 0.16 0.57* -0.06 0.34 (0.28) (0.29) (0.33) (0.36) LnPOP1 0.52*** 0.44*** 0.79*** 0.78** (0.17) (0.16) (0.19) (0.29) LANDLOCK -0.87 -0.06 -0.55 0.54 (0.57) (0.68) (0.73) (1.15) 调整-R2 0.13 0.43 0.27 0.03 0.45 0.24 观测值个数 76 72 72 50 49 49 1. 因变量是1980——1999年间的人均GDP年均增长率。

2. 模型4.4——4.6 回归仅包括Easterly and Sewadeh (2002)所定义的发展中国家的样本数据。

3. 括号中的数据指的是标准差。

4. *，**，和 *** 分别表示10%，5%，和1%的显著水平。

18

V. 结论性评论

世界上大多数欠发达国家都面临着两个挑战：一个是如何缩短与发达国家的发展差距，另一个是如何完成从现有的高度管制（扭曲）的经济体系向有效的市场体系的转型。技术（产业）的不断升级对于经济的持续增长至关重要。潜在地，欠发达国家可以利用他们与发达国家的技术（产业）水平的差距，并实现经济发展向发达国家的收敛。然而，大多数欠发达国家，不管是社会主义国家还是非社会主义国家，都没有认识到经济中的技术（产业）结构是内生决定于经济的要素禀赋结构的，从而采用违背比较优势发展战略来加速发展一些与他们经济的比较优势不相符合的产业。违背比较优势发展战略中的优先发展部门里的企业在开放的、竞争性市场中并不具有自生能力，因此为了建立这些企业，并使得它们能够继续经营下去，需要的补贴和保护。为了将资源动员到这些没有自生能力的企业，采用违背比较优势发展战略的需要实施扭曲投入品和产出品的价格信号、对进入优先发展部门的企业进行管制、干预市场配置等措施。在采用违背比较优势发展战略后，国家可能会在一段时间内获得投资拉动型的经济增长。这样的国家也可能建立起来那些没有采用违背比较优势发展战略国家所不能建立起来的更大的资本密集型的重工业部门。然而，的干预和扭曲会导致财政金融系统的脆弱性、经济的内向型、寻租行为的泛滥、收入分配的两极分化等。优先发展部门一旦从国内和国际市场上动员的资源耗竭，并且进一步动员资源也变得不可能，那么投资拉动型的经济增长就会突然停止，并频繁地引发经济危机和金融危机。最终，经济改革成了采用违背比较优势发展战略的欠发达国家不得不面对的选择。

在这些改革中，对于制度变迁的最终合适目标来说，现有的新古典经济理论可以提供一个有用的指导。然而，在改革进程里，基于现有的新古典经济学提出的建议的作用是有限的。现有的新古典经济学隐含地假定市场中所存在的企业都是有自生能力的。然而，在改革国家中，原先采用违背比较优势发展战略国家的优先发展部门里的大部分企业在开放的、竞争的市场是没有自生能力的。欠发达国家中存在的大多数干预和市场扭曲实际上是内生于保护（补贴）那些没有自生能力企业的需要。在一个只有少数几个没有自生能力企业的小国经济里，正如华盛顿共识所建议的，一下子消除所有的干预和市场扭曲可能是可取并且有效的。然而，在一个有大量没有自生能力企业的国家里，一下子消除那些干预和市场扭曲的同时也会造成大量的企业破产和大范围的失业，并可能引发社会。因此，可能会对局面失去控制，从而社会和政治稳定也难以维持。出于对这些可怕后果的担心，大多数欠发达国家都会寻找其它隐性的方式来补贴（保护）那些没有自生能力的企业。无论怎样，所得到的经济绩效都只能比改革前更为糟糕。上述解释可以对Easterly (2001)提出的谜提供一个回答。

任何采用违背比较优势发展战略的经济一定有和其经济的比较优势相一致的部门，但这些部门在违背比较优势战略下却受到了压制。一般来说，这些部门都是劳动密集型的部门，所使用的技术也是成熟的技术，所需的资本投入量也不多，而且产品市场有着巨大的未得到满足的国内需求。在开始改革的时候，就应该立刻消除对这些部门的管制并允许企业自由进入到这些部门。实际上，中国、越南和前苏联和东欧国家的转型经济所获得的持续增长主要来自于中小型的劳动密集型企业的进入。只有这样，经济才能在转型过程中获得持续的增长。然而，向功能完善的市场经济的转型的完成则取决于原先采用违背比较优势发展战略

19

的优先发展部门里企业的自生能力问题的最终解决。这个问题可以通过以下几种方式来加以解决：或者允许国外资本投资到这些企业；或者允许这些企业转产到本国经济具有比较优势的部门；或者让这些企业破产。每个国家都不得不寻找适合自己的方式来推行上述建议。然而，信奉采纳新的遵循比较优势发展战略来取代原来的违背比较优势发展战略却是最为重要的。

我们用103个国家在1960——1999年间的面板数据所得到的计量结果与本文的主要结论相一致：采用违背比较优势发展战略有害于欠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和经济的稳定性；并且如果一个欠发达国家的为先前受到压制的劳动密集型部门的发展创造条件，那么这个国家在转型过程中就会有更快的经济增长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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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阿尔及利亚 阿根廷 澳大利亚 奥地利 巴哈马（群岛） 孟加拉国 巴巴多斯（岛） 比利时 伯利兹 玻利维亚 博茨瓦纳 巴西 保加利亚 博基纳法索 布隆迪 喀麦隆 加拿大 中非共和国 智利 中国 哥伦比亚 刚果共和国 哥斯达黎加 科特迪瓦 克罗地亚 塞浦路斯 丹麦 多米尼亚共和国 厄瓜多尔 埃及 萨尔瓦多 埃塞俄比亚 芬兰 法国 加蓬 均值 2.157 2.5 1.073 1.083 1.929 4.302 1.283 1.017 1.067 7.341 1.791 5.373 1.372 38.845 44.402 7.018 1.531 9.830 4.307 4.165 4.466 3.353 2.190 6.370 1.581 1.308 1.178 2.532 3.878 2.012 4.229 17.921 1.237 1.106 2.352 技术选择指数 (1963——1999) 标准差 0.979 0.588 0.162 0.071 0.845 0.902 0.521 0.122 0.072 2.905 0.801 1.195 0.0 0.078 4.318 1.626 0.199 2.221 1.223 1.327 0.701 0.809 0.683 0.499 0.637 0.310 0.079 0.368 1.238 0.238 1.569 2.621 0.116 0.096 0.351 人均GDP增长率 (%) (1962——1999) 均值 1.108 1.147 2.205 2.8 1.543 1.384 2.716 2.709 2.816 0.437 6.586 2.4 0.214 1.177 0.445 0.798 2.215 -0.698 2.655 5.338 1.968 1.581 1.711 1.084 -1.380 5.756 2.442 2.767 1.781 3.177 0.801 0.463 2.6 2.585 3.1 标准差 8.7 5.567 2.088 1.879 7.757 4.5 4.784 2.059 3.9 3.753 5.177 4.263 5.603 3.325 6.483 6.443 2.168 4.032 5.219 7.419 2.147 6.313 3.427 5.525 12.185 4.6 2.241 5.516 4.888 3.084 4.233 8.455 3.248 1.751 10.953 26

冈比亚 加纳 希腊 危地马拉 洪都拉斯 中国 匈牙利 冰岛 印度 印度尼西亚 伊朗 伊拉克 爱尔兰 以色列 意大利 牙买加 日本 约旦 肯尼亚 韩国 科威特 拉脱维亚 莱索托 卢森堡 中国澳门 马达加斯加 马拉维 马来西亚 马耳他 毛里求斯 墨西哥 蒙古 摩洛哥 尼泊尔 荷兰 新西兰 尼日利亚 挪威 阿曼 巴基斯坦 巴布亚新几内亚 秘鲁 菲律宾

7.214 5.962 1.337 3.303 3.183 0.713 1.151 0.802 3.635 3.073 1.750 1.6 1.853 1.287 1.292 3.248 1.680 1.936 0.335 2.816 1.090 1.638 8.719 0.914 0.384 5.373 8.631 1.854 1.143 1.121 2.926 3.697 3.201 4.174 1.158 1.061 9.338 0.914 1.036 6.114 7.250 5.128 4.571 2.361 2.075 0.087 0.279 0.790 0.071 0.183 0.134 0.421 0.408 0.326 0.577 0.507 0.232 0.134 0.621 0.083 0.492 0.030 0.493 0.477 0.010 2.037 0.101 0.060 0.498 2.923 0.191 0.091 0.447 0.257 0.860 0.383 0.342 0.204 0.188 6.549 0.072 0.151 1.221 1.541 1.162 1.143 0.578 -0.186 3.460 1.360 0.841 5.671 3.222 2.963 2.431 4.106 -0.528 -2.633 4.141 3.121 2.907 0.614 4.577 2.134 1.519 6.428 -3.114 2.063 3.427 3.029 2.799 -1.128 1.502 4.135 5.866 3.609 2.083 -0.009 1.804 1.123 2.377 1.328 0.650 3.149 7.381 2.855 1.526 0.6 1.312 3.360 4.3 3.553 2.634 3.194 4.156 4.532 3.959 3.238 3.060 7.842 18.672 2.858 3.662 2.263 4.636 3.599 8.071 5.094 3.303 11.198 8.162 7.023 3.201 3.962 3.388 5.549 2.952 4.117 6.368 3.494 5.134 4.771 2.972 1.912 2.979 7.819 1.714 17.523 2.429 4.639 5.346 3.174 27

波兰 葡萄牙 波多黎各 罗马尼亚 俄罗斯联邦 卢旺达 塞内加尔 塞拉利昂 新加坡 斯洛文尼亚 南非 西班牙 斯里兰卡 苏里南 瑞士 瑞典 叙利亚共和国 坦桑尼亚 泰国 多哥 特立尼达和多巴哥 突尼斯 土耳其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 英国 美国 乌拉圭 委内瑞拉 赞比亚 津巴布韦 1.704 1.265 3.814 1.086 0.999 33.545 11.296 9.914 1.406 1.071 1.853 1.267 2.728 2.409 3.817 1.206 2.058 3.233 7.201 10.466 1.475 2.1 4.586 0.365 1.358 1.588 2.036 2.826 5.909 5.118 0.327 0.257 0.718 0.046 0.108 15.987 2.968 4.146 0.203 0.112 0.162 0.199 0.341 0.532 0.733 0.124 0.755 0.370 2.613 1.003 0.446 1.243 0.968 0.013 0.154 0.108 0.430 0.843 1.694 1.358 1.651 4.015 3.507 0.698 2.590 0.087 -0.287 -0.769 6.561 1.324 0.976 3.418 2.821 0.433 2.263 2.066 2.0 0.430 5.072 1.322 2.538 3.146 2.318 -2.727 2.019 2.014 1.217 -0.179 -0.953 1.233 5.091 3.779 3.135 6.058 9.405 10.208 4.359 8.142 3.842 5.325 3.7 2.877 1.782 6.480 4.437 2.054 8.519 5.053 2.809 6.702 5.604 3.835 3.575 8.734 1.924 2.018 4.177 4.147 4.6 5.585

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