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山文化晚期玉玦形制特点的研究

作者：辛学飞

来源：《赤峰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7年第9期

摘要：小河沿文化类型和哈民类型虽然没有玉玦，但是在牛河梁类型中却有玉玦的存在。对这些工艺仍旧没有脱离红山文化早期制作玉器工艺特点的、玦口独特的、器形独特和切割工艺独特的玉玦，还有那些利用玉器残料改制而成的玉玦，包括磨琢而成的玛瑙玦，这些制作工艺独特的玉玦是否属于红山文化晚期的玉玦？那么,只能等待时间的到来，随着红山文化晚期的墓葬和祭祀遗址被进一步的发现和发掘，一切历史的谜团都会逐渐浮出水面。

关键词：小河沿文化；哈民文化；牛河梁遗址；马蹄筒；管具；砣具；玉玦

中图分类号：K246.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2596（2017）09-0005-06

红山文化晚期的时间应该是距今5000-3600年，这个时间应该是小河沿文化类型、哈民文化类型和牛河梁-兴隆沟类型。

一、红山文化晚期三种文化类型的概况

（一）小河沿文化类型

在1974年和1977年敖汉旗的考古发掘中，从红山文化中分辨出了一种新的考古学文化,被称为小河沿文化，当时也把这类遗存称为“小河沿类型”[1]。

小河沿文化也属于新石器时代，时间是距今大约5000-4000年之间，这类文化主要以老哈河流域为中心，是在敖汉旗四道湾子镇小河沿乡的白斯朗营子南台地遗址，所以，就以此地名而命名这种文化类型。从时间上看，小河沿文化时期是晚于红山文化时期（距今6600-4870年），又早于夏家店下层文化时期（距今4200-3600年）的，在红山文化遗址中，属于该文化遗址的有翁牛特旗的石棚山墓地、林西县的锅撑子山、敖汉旗的石羊石虎山墓地、喀喇沁旗屡子店西山、赤峰市三座店、还有辽宁朝阳的庙前地。

小河沿文化时期具有这样一些特点：这个时期的红山先民们已经过着定居的生活，并且，他们主要从事农业和狩猎业。他们的生活应该已经处于比较稳定的状态，并且，开始追求丰富的精神生活，而这就充分说明，到了小河沿文化时期，人类文明正在不断地向前发展。但是，令人感到奇怪的是，在小河沿文化中，似乎对玉器的使用已经不太重视。从很多考古报告的结果分析，小河沿文化并不是对红山文化的一种简单承袭关系，它应该与红山文化是一种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文化连带关系。

在近一千年的小河沿文化中，有一个问题是最值得探讨的，那就是在小河沿文化时期究竟有没有玉玦呢？

从考古角学度上来确定，这个时期的玉器极为稀少，只是出土了环、璧和镯，但是它们的材质都是不透明的大理石岩。很显然，小河沿人是在用这种岩石代替了玉。并且，在石棚山墓地出土的47件随葬品中，都是这种材质的“玉器”。而这点说明了什么，是否说明当时的人们已经不再重视玉器；还是当时的玉矿已经处在一种枯竭的状况之中了？并且，到目前为止，在小河沿文化时期还没有发现玉玦的出现。

（二）牛河梁——兴隆沟类型

牛河梁和兴隆沟类型主要分部在教来河上游、大凌河及其支流老虎山河、牤牛河、小凌河流域和孟克河。牛河梁遗址经过考古发掘已经成为红山文化晚期最大的墓葬和祭祀中心。兴隆沟遗址第二地点是红山文化晚期遗址，所以把这两个遗址称为牛河梁——兴隆沟类型[2]。

牛河梁遗址位于辽宁建平县与凌源和喀喇沁左翼蒙古族自治县的三县交界地带。从1983年到2003年二十年间，共计清理出属于红山文化的墓葬85座，是迄今所发现规模最大的红山文化晚期墓葬与祭祀中心地。出土的器物主要有陶器、玉器和石器，出土遗物种类繁多，数量也大。属于该类型遗址的有牛河梁遗址、兴隆沟第二地点遗址、东山嘴遗址、田家沟遗址、沙锅屯遗址、小东山遗址、北牛夕河遗址、草帽山遗址、小古立吐遗址、杜立营子遗址、西台遗址和胡头沟遗址。

兴隆沟遗址位于内蒙古赤峰市敖汉旗宝国吐乡兴隆沟村西南的一座山坡上。2001—2003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工作队对兴隆沟遗址进行了三年的发掘，兴隆沟遗址被分为三个阶段，第一地点为兴隆洼文化时期的聚落遗址，第二地点为红山文化遗址，第三地点为夏家店下层文化聚落遗址。出土遗物有陶器、石器和骨器、蚌器。

牛河梁-兴隆沟类型的特点是，出土了一大批红山文化玉器，并且具有数量巨大，种类繁多，造型独特，雕琢工艺精湛，这些玉器的出土，说明了在红山文化时期的玉器，无论从使用上还是雕琢工艺上都已经到了鼎盛时期。

（三）哈民文化类型

哈民忙哈遗址在考古界被称为“哈民忙哈文化”，地处新开河流域，它应该处于红山文化分布的核心位置。属于该类型的遗址主要有哈民忙哈遗址、查干朝鲁台遗址、马架子山遗址、玻璃山遗址、白菜营子遗址、敖力营子南坨子遗址、嘎查营子遗址、刘家店后岗遗址、修李窝堡砂场遗址、李家北坨子遗址、新艾力遗址、西固仁芒哈遗址、小泡子遗址和敖恩套布遗址。

在2011年至2012年，在通辽市科左中旗舍伯吐镇东南大约15公里的地方，发现了哈民史前聚落遗址，共清理出43座房址，38个灰坑，6座墓葬和1座环壕，出土的文物达到了近千件，包括陶器、石器、骨器、蚌器和玉器。

哈民忙哈遗址出土的玉器只能在个别的房址内才会发现，也就是说玉器在当时是属于个别人专属的用品。出土的器形主要有勾云形玉佩、玉璧、双联璧、玉环、玉斧、玉钺、匕形器和玉坠饰，但是没有发现玉玦。

以上是这三种类型文化期的状况以及考古出土玉器情况的概括，从出土玉器的状况来看，小河沿文化没有玉器出土；哈民文化出土了玉器，却没有玉玦的出土记录；只有牛河梁出土了玉器，有玦形兽首玉雕龙，还有片状玉玦的出土。

二、与红山文化早期玉玦接近却存在着差别性的玉玦

（一）工艺上相近，却有差别的玉玦

从一些玉玦器形的工艺上看，它们基本上还是磨琢而成的，并且与红山文化早期玉玦的做工工艺是非常接近的，说明这些玉玦所处的年代应该是比较接近红山文化早期的工艺特点的，至少，从它的磨琢工艺上分析，它还没有脱离红山文化早期的工艺特征。

图2这件玉玦为青色玉质。质地莹润。直径4.1厘米，厚0.3厘米[3]。由于玉玦是经过仔细打磨过的，所以磨光平滑，器表呈现出温润柔和的光泽，玦身均匀洁净。玉玦的外缘是用“去方为圆”的磨琢方法将玉料切磨为圆形，再将外缘琢磨为斜刃状，造型已经接近非常规范

的圆形。器形的外廓和内缘也都很圆正，器身由内向外缘逐渐变薄，玦口切割的十分平整，呈外宽内窄的特点，呈现出切割工艺的先进程度。

从这个玉玦的制作工艺和使用材料上分析，当时玉玦的制作工艺已经比较复杂先进，同时也说明了做工的熟练性和工具的成熟性。很多人把切口平直、规范或四面对切而成的玦口都归类于夏家店下层文化，但是查阅夏家店下层文化出土的资料，这个文化期出土的玉玦基本上都是玛瑙质地的环状玦，玉玦的出土量极少。另外，从外形上看，它与夏家店下层文化时期的玛瑙玦是有非常明显的区别的。

（二）玦口的加工工艺有差别的玉玦

有些玉玦的玦口为砣具切割而成，已经不同于红山文化早期的线切割开口，而这就说明，当时已经开始使用砣具切割玦口的工艺了，但是如果再仔细研究后发现，它的玦口却是由砣具单面对切而成的，与夏家店下层文化时期的玦口双面对切工艺存在着非常大的差距，并且，从这些玉玦玦口的切口工艺上看显得有些笨拙，明显的处于切割工艺不成熟的状态。

图3这件玉玦为黄色玉质。是由一块难得的多种颜色的天然彩玉磨琢而成的，玉质坚硬而细腻，匀净晶莹而光洁。玉玦高4.9厘米，直径4.8厘米，厚0.9厘米[4]。这件玉玦所具有的工艺特点是：

1.从它的造型上来看，器形并不圆整，是用“去方为圆”的磨琢方法琢磨而成。很显然，当时的工匠是为了不耗费玉料，根据这块玉料的原有形状因材施艺，而随形就料的特点也是红山文化早期制作玉器过程中所具有的另一个特点；

2.器形呈半方半圆形，并且上下的比例失调，形成一种不协调的、不对称的美感，从整体外形工艺上分析，它与红山文化早期玉玦的制作工艺基本是一致的，而这也是红山文化制作玉器工艺传承的结果，可见，工匠已经开始注重玉玦制作的随意性和美观性；

3.玉玦的内孔是用管具对钻法打孔，再以圆头桯具由中孔两端旋磨，形成一种向内凹的斜坡形状的玦缘。而这些特点也是符合红山文化早期玉玦的制作特点的；

4.它的玦口是砣具两面对切而成，也就是一面一刀，形成玦口。而这件玉玦与红山文化早期玉玦唯一的差别就是它的玦口的工艺，是用砣具单面切割而成的，形成单面斜向相对的切口，切面看上去并不整齐，切割得也并不利落，尾端还留有残茬。从这些细节上发现，它又不同于夏家店下层文化时期玦口基本都是四个相对的砣具斜切面，切面也是相对规整的，而具有砣具切割的明显特征。而这就说明，在这个时期比较先进的切割工具已经出现了，并且它与夏家店下层文化是比较接近的，但是仅仅是接近而已。

从这件彩玉玉玦的器形和工艺特点上看，它是具有两个时期的工艺特点的，比较符合器形上的过渡期和发展的特点，所以它应该是一个介于红山文化时期（距今6600-4870年）和夏家店下层时期（距今4200-3600年）之间的一件玉玦，而这个时间应该符合红山文化晚期这段时间。

（三）切割工艺先进的玉玦

当代非常有影响的英国史学家汤因比曾经在他的著作里面这样说过：“制陶的发明，使文化的差异有了一种看得见的记录。陶器形制和装饰的变化几乎像时装一样快。”[5]他在文章里面的意思是，这些陶器上面的纹饰就是不同文化的产物，它们可能是源于一种不尽相同的宗教背景和生产力水平的状态下的，而每个时期在形制上面的差异却是地理条件、生产工具和生活环境的多种不同因素而造成的，其实这就是历史文化时期的主要内容的体现。

一个时期有一个时期的审美标准，也就是说，当时的人们已经在审美上和制作工艺上发生了变化，对器形就会有了新的要求和标准，而这个阶段的玉玦肯定会与红山文化其他几个时期的玉玦制作工艺明显不同。所以，具有这些独自器形特点的玉玦，显然是存在于一个的历史时期中的，它们应该符合并具备器形随着审美和生产工具的发展而发生变化的特点，而这个阶段应该与红山文化晚期的时间比较相符。

从兴隆洼文化时期开始，到了赵宝沟文化时期，后来又发展到了红山文化时期，而这三个时期玉玦的制作特点都是非常明显的，也是有一定的共性的，兴隆洼文化和赵宝沟文化时期的玉玦基本上都具有器形硕大厚重，随料施工的特点，它们外缘的形状都是“去方为圆”的磨琢制作工艺；它们的玦口都为软性线具沾解玉砂拉切形成，拉切的痕迹也是非常明显的，所以，这三个时期制作的玉玦看上去都非常的朴拙自然，也很容易分辨。而从红山文化时期开始，玉玦在器形上明显开始有了发展，特别是雕工精湛的玦形兽首玉猪龙的出现，更进一步说明这个时期的玉玦做工已经越来越精致了，形制也越来越规范和复杂，已经开始向比较注重器形和工艺的方向发展了，说明这个时期的宗教也开始逐步的走向了完善。

可以想见，玉玦工艺的发展和陶器制作的发展应该是大相径庭，基本一致的，从红山文化各时期玉玦的形制上，就能看到生产工具是在不断地向前发展的。

图4这件玉玦为黄色玉质，玉质温润细腻，坚硬，玉玦呈扁片状，壁薄，器身正面带有冰片纹，背面被侵蚀的痕迹明显，沁痕呈坑状。玦口外宽内窄，明显是砣具切割而成的。这种切口既不同于红山文化时期，又不同于夏家店下层文化时期的切割特点，并且，玉玦的器形已经趋向薄而轻便，适合佩戴的形制发展，是与各时期的玉玦造型是不一样的，而这就说明审美和制作特点已经发生了变化。

在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N16M15的随葬玉器中，就有玉玦的出土记录。这件玉玦为淡绿色玉质，器表局部泛白。器体扁薄，形状似璧，外缘呈正圆形，内孔近圆形。一侧有一道缺口，缺口里小外大，玦口两侧也磨薄似刃。另侧近外缘处对钻一小圆孔。直径7.91厘米，孔径3.63-3.8厘米，厚0.28厘米，缺口宽0.25-0.75厘米[6]。而牛河梁与小河沿和哈民都为同一时期，而牛河梁与小河沿相距又不远，这说明：至少在这个时期，同一时期中的两个部落里，有一个部族还是在继续使用玉玦的。

（四）一些器形独特玉玦

从兴隆洼文化时期到夏家店下层文化，甚至到了夏家店上层（商周战汉）文化时期，玉玦始终是东北亚文化圈中的一个最典型的器形，无论它当时是佩戴作用还是神器、礼器，它在整个红山文化中的各个阶段都没有出现断裂、空白的状况，也就是说，玉玦这个器形一直贯穿整个红山文化始终，说明它是红山文化各个时期宗教里面所使用的一种重要器形，只要这个时期的宗教文化没有消失，玉玦这种器形就不可能在中间的一个阶段里突然消失了，不存在了，然后在一千年之后的夏家店下层文化时期又出现了。

图6这件玉玦为黄色玉质，质地纯正，细腻，光洁，通透而温润，玉质为红山文化玉玦使用材料中之上品。器表具有冰片纹和褐色沁，玉质古旧莹润。高3.9厘米，宽2.1厘米，厚0.3厘米[7]。这件玉玦主要是强调造型，刻意追求美感的，形制也十分独特抽象，器形极像鸟形。玉玦被切割的很薄，说明当时的治玉工具已经非常先进，器形薄而轻便，更适合佩戴和实用。

从玉玦背面的切割痕迹上来看，玉玦是按照玉料的原有形状加工而成的，应该是利用剩下的边角料磨琢而成。玉玦有上下两个中孔，玦口是用砣具两面切割而成，说明当时的切割工具已经十分先进。玦口对面还留有几道明显的切割痕迹，显然是砣具加工时留下的原始切割痕迹，

这个玉玦显示的相关信息非常的多，它应该是红山文化玉玦从朴拙之美，发展到自由随意的器形美的最好标本。那么，从这个时期玉玦的薄厚程度上看，说明随着生产力的不断向前发展，生产工具的逐步提高，切割工具也在发生着变化，切割玉料的工具已经较为精致和成熟。器形基本都已经发展成为片状的、形制各异的玉玦，制玉工具先进了，技术提高了，便开始讲究玉玦的器形之美了，而从它出现的切割工具上分析，这个时间应该符合红山文化晚期，至少与这个时期是非常接近的。或者它们是另一个时期的器形，比如说比夏家店下层文化还要晚。

（五）改制而成的玉玦

这里应该还存在着这样一个问题，就是这些制作工艺随意的玉玦又说明了什么？

如果从这些形制各异的玉玦来分析，显然，它们是倾向于美饰作用的，特别是石棚山墓地出土的47件“玉器”更能证明这点，都是光素无纹的环和璧，材质也都是大理石岩的“假玉”。这些石璧多发现于男性墓，置于颈部或胸前；石环多发现于女性墓，佩戴于手臂上[8]。这些“假玉”显然更趋向于配饰，而这点是否能够证明，到了红山文化晚期，它的神玉性质已经慢慢地消失退化了？美玉真正的又回归到了最初的现实生活中了？如果那些异形玦真的是红山文化晚期的器形，那么就更能充分的证明红山文化晚期的玉玦已经失去了神性。玉玦的自由随意性，说明其神性也在逐渐的消失。由于它已经转化成为一种美饰品了，同时是否能证明这样一个问题：由于玉材的缺少，即这种美饰品很有可能会一代代的传承佩戴下去，所以陪葬的状况就比较少，玉器的出土数量自然也就非常少，而这点是否比较符合正常的推理呢？

图7为一个马蹄筒改制的玉玦。为青黄色玉质，玉质质地细腻，外表素滑，玉光柔和，器型独特，器表有冰片纹和红色的沁。高3.0厘米，直径2.8厘米，厚0.3厘米[9]。玉玦呈隆起的瓦片状，曲面与蹄型器内部取心料而用线具拉切痕迹相似，而且该器的弯曲弧度也近似于蹄型器的器身，所以说它属于改型器。这种独特的造型，若以完整的块状玉料制作，势必会消耗不少玉料和工时，而能重新充分利用破损的玉料，既可省去工时，又能节省玉料，足见红山人对玉料的珍惜程度，也充分说明在当时玉料的稀缺程度。这种改制而成的玉玦更显出红山文化晚期玉玦器形的特色性，同时也渗透了五千多年不变的美感。玉玦的玦口是用砣具切割而成的，形成双面斜向对切的切口，切面整齐，与夏家店下层文化时期的切口工艺基本一致。还有的玉玦是玉珠和玉璧和玉斧改制而成的玉玦，这些改制的玉玦虽然不能确定它们的具体年代，但是从它们的共性中可以推测：它们都应该为同一时期的产物。

以上这些玉玦究竟是不是红山文化晚期的玉玦不敢肯定，但是它不是红山文化前三个时期的玉玦却是可以证明的。并且，从它的形制上看，它们距离夏家店下层文化时期应该更近一些；从它们的开口上看，它们更接近夏家店下层文化时期，而这说明了什么？说明它们存在着介于红山文化时期和夏家店下层文化时期之间的可能性，只能说明它们存在于两个时期的可能性是都具备的，几率几乎各占百分之五十，即使它出土在夏家店下层文化的墓中，它也存在着它是红山文化时期制作的，后来传承到夏家店下层文化时期的可能性。

到了夏家店下层文化时期已经开始大量出现玛瑙玦，这就更进一步说明这个时期除了材质发生了变化，但是也在说明红山人仍旧继续使用玦这种类型的。

（六）磨琢而成的玛瑙玦

通过这些利用老料或者残料改制的玉玦所反映出来的信息看，它还说明了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经过红山人几千年对地表上所能发现和开采的玉料的使用，到了红山文化晚期，玉料已经被使用枯竭了，玉源已经出现了即将枯竭的状况，他们先是用大理石岩代替，后来又发现了玛瑙材质，所以，才引发了在这个时期开始大量使用另一种材质——玛瑙材质的状况呢？

说到玛瑙材质，玛瑙是非常坚硬的，是不易被切割的，在红山文化前期之所以没有被使用，可能是因为它过于坚硬不易被琢磨的原因吧，只有出现更加坚硬的制玉工具才可能攻克它的硬度，而这点又说明只有青铜工具的出现，才会伴有玛瑙材质的出现。而且，这些玛瑙材质也不可能只有在夏家店下层文化时期突然被使用了，应该是在青铜工具出现时，玛瑙就被人们发现和使用了，只不过在开始阶段玛瑙这种硬材质还没有被大量使用而已。

而这点，从一些玛瑙玦的器形上就能找到一些线索，这些玛瑙玦仍旧保留有手工切割磨琢的工艺特点，从切口看，虽是砣具四面对切而成，但是仍能看出它们被切割时不成熟的工艺特点，切口并不整齐，而这，也正好符合切割工具刚被使用时不成熟的特点。而这些玛瑙玦从制作工艺上看肯定比夏家店下层要早些。

图8这个白色玛瑙玦从器形上看显然是与夏家店下层的玛瑙玦是有区分的。玛瑙玦呈扁平状，磨光平滑，外廓并不圆整，明显是手工琢磨的结果。直径3.5厘米，厚0.6厘米[10]。玛瑙质地纯净坚密，细腻光洁，这种玛瑙应该属于河磨料，硬度高，水头足，透明度较强，又被称为影子玛瑙。玛瑙玦身附著有黄色的泥土沁，还有白色的云雾状沁，这正是出土玛瑙生坑的另一种特征。这种玛瑙玦器身厚重，从它的器形上分析，它的外形仍旧没有脱离磨琢而成的特点，玦身上仍留有手工磨琢的痕迹，符合红山文化早期制作玉器的特点。玦口留有四个相对的砣具斜切面，玦口与夏家店下层文化时期的玛瑙玦切割特点基本相同，而工艺却明显的不成熟。这些玛瑙玦应该是最早被使用的玛瑙，应该要早于夏家店下层文化。

另外，是否还有这样一种可能性，在红山文化晚期，国家制度已经初步确立，而像“小河沿诸部落”只是隶属于“”的分部落，就像现在的各省一样，在当时有权使用玉器的只能是“”，只有“”才具有祭祀的权利，也就是说，小河沿文化在当时是没有权利使用玉器的，这种制度在夏朝和商代仍旧如此，说明对玉的控制已经有了明确的规定和严格的制度，所以才会出现中国几千年沿袭下来用玉的习惯。

综上所述，小河沿文化类型和哈民类型虽然没有玉玦，但是在牛河梁类型中却有玉玦的存在，对这些工艺仍旧没有脱离红山文化早期制作玉器工艺特点的、玦口独特的、器形独特和切割工艺独特的玉玦，还有那些利用玉器残料改制而成的玉玦，包括磨琢而成的玛瑙玦，这些制作工艺独特的玉玦是否属于红山文化晚期的玉玦？那么，只能等待时间的到来，随着红山文化晚期的墓葬和祭祀遗址被进一步的发现和发掘，一切历史的谜团都会逐渐浮出水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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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张星德.红山文化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5.

〔2〕刘国祥.红山文化研究[M].北京:科学出版社,2016.26-30.

〔3〕〔4〕〔7〕〔9〕〔10〕辛学飞.国玉之始[M].呼和浩特:内蒙古科学技术出版社，2014.54.204.214.212.188.

〔5〕阿诺德·约瑟夫·汤因比.历史研究[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155.

〔6〕辽宁考古研究所.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发掘报告（1983-2003年度）（中）[M].北京:文物出版社，426.

〔8〕李恭笃.昭乌达盟石棚山考古新发现[J].文物,1982(03)：31-36.（责任编辑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