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ｌｉ省级机关党校学报２ｏｌ２．１ 从边疆治理到国家整合 基于西南民族地区的考察 任 勇 ［摘要］在传统帝国形态当中，具有帝国形态特点的治理少数民族边疆多重形式从政治、 经济、文化等层面得以体现。晚清帝国的解体使得建立现代国家成为此后中国政治发展的重要 命题之一，传统边疆治理形式开始逐渐让位于现代国家整合的过程。辛亥中建立的中华民 国将建设现代国家作为其战略目标的同时，在民族地区展现了国家整合的逻辑，并取得一定成 就，但更多表现为局部性和碎片化的，加上缺乏内在有效力量支撑，最终导致国家整合任务的 失败。而真正能够承担起这一历史使命的则是中国党，它在民族地区的政治实践中完成了 国家整合的历史使命，成功实现了从边疆治理到国家整合逻辑的有机转换。 ［关键词］边疆治理；国家整合；国家认同；政治形态 （中图分类号］Ｄ６３３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８—９１８７一【２０１２）０ｌ一００４７—０６ 一、传统政治形态中的边疆治理 数民族地区也不例＃Ｉ－。由于帝国体系“有能力将 大部分内在的、结构性的和意识形态的变化一这 类变化比正统儒教思想和后来本身受到儒教意识 形态巨大影响的西方历史编纂学所承认的更为深 帝国体系是对中国传统政治形态的一个基本 判断。在传统帝国体系中，少数民族地区始终处 在一个相对边缘的位置，这与中华帝国体系的制 远—儒法体系的基本前提之中，进而允许这些前 提在避免根本性变化的同时，自身经历不断的重 塑过程，” 它们形成了帝国治理基础上中华文明 度特征有紧密的关系。在历史演进中，以华夏族 为核心形成了汉民族，通过对儒家文化和知识的 发明和创造，建立起具有相对优势的文明结构， 建构起一系列具有儒家文化背景和濡化能力的制 的连续性。因此，传统帝国在将西南地区纳入疆 域治理过程中，以其强大的文化的力量影响到了 少数民族认同序列结构，在以华夏族为主体的汉 度体系 ，并将其他文化体系有机纳入其中，少 ①这种强大濡化能力是随着儒家体系本身的成长而发育起来的，从原有的百家争鸣中的一家成为主导帝国体系的 大传统体系，形成了以培育社会、政治和文化秩序，维持和谐宇宙观为目的的完备价值体系，有学者从认知、 经济、政治、社会、宗教、道德、成就等七种价值进行周详的总结，参见文崇一：《中国传统价值的稳定和变 迁》，载刘志琴主编：《文化危机与展望：台港学者论中国文化》，中国青年出版社，１９８９年版。同样与此相匹 配，传统帝国形成了包括官僚体系、教育体系、朝贡制度、郡县制等在内的一整套帝国制度体系框架。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西部民族地区公民教育与国家认同研究”（１０ＣＺＺ００４）；２０１１年华东 大学科研项目“认同序列视野中的公民教育与国家认同研究” ［作者简介） 任勇，华东大学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讲师，博士，上海６１００６４。 ・４７・ 族和其他民族之间实现各自发展的同时，又从整 体上促进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其产生 的作用和影响分别从政治、经济、文化等层面得 以体现，形成了具有帝国形态特点的治理少数民 族边疆多重形式，具体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政治的集中。传统帝国很大程度上是 一种依赖于儒家情感和人性来建立社会秩序，进 而治理国家的理念。正是在这种理念的推动下， 体现了强大的文明优势，赋予了传统帝国强大的 内在力量，为集权和超大型国家治理实现提 供了强有力的保障。传统帝国在当时所具有的明 显的治理组织和优势，让儒家文化不仅体现 为一种价值和理念，而且也上升为治国理政的基 本战略。在此过程中，对于少数民族地区边疆治 理是国家治理中不可或缺的一个环节，随着帝国 疆域的扩张，越来越多的民族地区被纳入到帝国 治理体系当中。仅就西南地区而言，从最早的巴 地、蜀国、夜郎国、滇国一直发展到其后的成汉 政权、南诏国、大理国等等，他们先后与传统帝 国建立了紧密联系，在帝国权力集中过程中，也 被纳入整个国家治理体系中。针对西南少数民族， 在推行行省等普遍治理制度的同时，创 设出一系列特定的治理制度和，诸如汉 “夷”杂居区的“土流参治”、卫所和屯田制度、 改土归流等。这些制度既体现了传统帝国的 集权和统一的治理意志，也考虑到当地少数民族 的特点，实现了“因俗而治”目的和多元治理的 原则。在传统帝国治理的过程中，少数民族的多 种认同固然由于民族融合不断发生变化，但是一 些具有原生性类型的认同一直处于相对稳定的状 态，加上帝国权力并没有真正直接深入到少数民 族聚居的村寨等地域，而更多依靠该区域的世袭 王公贵族、土司头人等少数民族领袖和政治精英 来进行治理。总体而言，在整个传统帝国的政治 权力集中过程中，在实现国家统一和疆 域扩张的前提下，对少数民族地区采取了不同于 汉族地区的治理，创设出针对不同少数民族 的制度设计，其最终产生的效果是“一方面保障 了中国的统一，各民族都有中国人的认同观念， 民族地区既是各民族的家园，也是中国统一版图 的观念不断得到加强；另一方面也保障了各民族 的历史传统的延续和各自有特点的发展，从而形 成了在统一多民族中国的各民族中有多种社会制 度、多种宗教、多样习俗兼容并存并和平交往的 格局。”【２ 因此，在传统帝国政治集中的过程中， 逐步形成了多民族国家治理的格局。自此以后， ・４８・ 少数民族的命运就与传统帝国的权力结构紧密地 联系在一起，帝国的兴衰成败，直接影响着 整个多民族内部的关系和结构，也影响到了少数 民族政治发展过程，进而形成了帝国治理边疆的 政治基础。 第二，经济的渗透。汉族的农业经济对周边 的少数民族形成了较强的吸引力和凝聚力，成为 推动各种经济活动在汉族和少数民族之间兴盛的 动力，并在多途径、多层次和度中表现出来。 对于西南地区而言，最典型表现为畜牧业、商业 等领域。西南地区的各个民族都有养马的习惯， 畜牧业是该地区的传统产业，一旦遇到战争，无 论是汉族还是少数民族，都对马匹的需求量迅速 上升。例如宋朝期间，由于其与北方游牧民族的 战争不断，对于西南地区的马匹的需求量上升很 快，就出现了以四川Ｉ雅安的茶叶来交换少数民族 的马匹，带动了汉族与少数民族各种商品交易， 这种交易形式以后就被称为“茶马互市”。同时， 在各个民族进行经济交往中，汉族也进入了少数 民族地区，不仅传授他们的先进农业技术，而且 也带来了新的农业品种，加速了深层次的经济渗 透，改变了少数民族的耕作习惯和生产方式。不 仅汉族与少数民族相互渗透，而且少数民族之间 的经济活动也相互影响，如云南的白族在从事商 业活动过程中，就与其他少数民族交往非常密切， 加上在传统帝国期间，曾经多次出现了大规模的 民族迁徙和人口流动，也直接影响到了汉族和少 数民族的经济生产和生活方式。从民族流动的方 向来看，呈现出双向的趋势，既有中原的汉族向 周边的少数民族地区迁徙和流动，也有周边的少 数民族向中原地区迁徙和流动。不论是朝哪一个 方向的民族迁徙和人口流动，都将各自的生产方 式传递给对方，相互产生了影响和渗透。而这些 经济活动产生的效果是共同的，即农业经济深刻 地改变了少数民族本身的经济生产和生活方式， 反过来，少数民族的特色生产方式又促进了汉族 经济活动的更新和发展。由于汉族与少数民族之 间有共同经济活动作为连接，让少数民族各种认 同在经济交往中得以流动，促进了彼此的相处认 知，形成了帝国边疆治理的经济基础。 第三，文化的融合。与前两者相比较，文化 的意义对于传统帝国的影响更大，因为在传统帝 国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以儒家文明为基础形成 了一整套完整的文化规范，特定的文化规范为人 们提供了基本文化背景，既有以礼仪为核心的历 史文化大传统，也有尊重基层文化多元的历史小 传统，正是这些历史文化传统与帝国的组织和结 构相结合，产生了巨大的治理力量。帝国文化治 理力量推动了人们的生活基础和认同单位从最初 而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清朝建立，以满族为主体 的新政权建立才改变了原有帝国体系的政治机构， 进而也使得帝国时期的边疆治理的形态和意义发 生了根本性变化。 二、政治形态改变中的国家建设逻辑转换 的家庭和家族，逐渐上升为帝国制度层面，在此 过程中，凝聚起不同少数民族力量，推动了他们 获得共同的归属感和认同感，从而对边疆治理产 生了直接影响。传统帝国体系中，以文化为基础 的夷狄观 是华夏族为主体的汉族看待少数民族 的价值基础，它在表现了汉族的强烈文化优越感 的同时，又可以促进不同民族之间相互交往，实 现了民族之间的兼容并包。从帝国治理的历史来 清帝国已经不同以往任何一个中华帝国的国 家形态，其疆域已经超越了传统上理解的中原概 念，拓展到了原属于喀尔喀、厄鲁特、青海等蒙 古诸部以及、等少数民族居住的地区， 这就表明，以往那种以汉族区域治理为核心、其 他民族作为治理边缘的观念已经发生实质性的改 变。在清帝国早期和中期的治理过程中，比较成 功地将东北、西北以及西南区域的少数民族地区 看，历代王朝已经逐渐认识到仅仅依靠武力很难 实现对少数民族的治理，而文化则是可以依靠的 力量，帝国也有意识地在推动不同民族在相互交 往中实现融合，以华夏族为核心不断吸收和容纳 其他少数民族文化而形成汉族即是明证。同时， 纳入到帝国治理体系中。－ｆ￣为以少数民族为统治 主体的帝国体系，国家治理者在融入和吸纳原有 面Ｘ，－ｔ中原文化为代表的帝国的文化优势，少数民 族也采取积极方式向中原文明进行靠拢，例如当 时的西南地区曾经出现的大理国等地方政权，在 儒家文化的同时，通过其满族独特身份凸显以及 政治制度完善，使边疆地区的少数民族建立起Ｘ，－ｔ 清帝国的认同。此后，随着历史推进和治理体系 的衰败，清帝国遇到了有史以来最大的危机。 这种危机既是来自帝国体系内部，也是来自 帝国的儒家文化的影响下，开始参照内地以儒家 文明为主要科目的做法，进行开科取士，甚至出 现了僧人和道士学习儒家文化的现象，这些都不 同程度地促进了不同民族之间的相互融合，这种 融合既有少数民族融合到汉族，也有汉族融合到 少数民族，对于前者在中华民族的发展史上非常 普遍，而ｘ＇－ｔ于后者则经常发生在王朝战争和社会 动荡时期，汉族为逃离战乱到民族地区，与少数 于外部的冲击。在清帝国仍然致力于其皇权治理 时，西方世界正在悄然发生变＂ｆ－Ｂ，这个变化既有 思想和知识层次的，也有器物和制度层次的，于 是民族国家的概念在西方开始出现并得以确立主 导性的４，２置 。虽然在此之前，已经早有西方的 相关知识传人并且渗透到帝国体系内部，但是完 民族进行交往并实现融合。例如唐朝时南诏国与 发生战争，曾经一次从四川掠夺了十余 万汉人，这些汉族已经大部分融人到现在的白族 当中，于是，汉族和少数民族之间相互实现了融 整意义帝国体系和西方的接触却是通过战争的方 式得以实现的。自此，西方开始进入晚清帝国， 依靠现代化武器打破了原有帝国组织体系和价值 结构。就组织体系而言，西方民族国家的组织和 制度开始被移植进来，包括边疆治理在内的帝国 整个制度框架开始被迫进行重新组合分配，近代 合，因此可以说汉族与各兄弟民族互相吸收，互 相融合，文化的相互融合性赋予了多个民族文化 形态的多姿多彩，丰富了中华民族的多元化的构 成形态，成为帝国时期边疆治理的文化基础。 以来的边疆危机自此开始，就价值结构而言，传 统帝国的知－ｉｕ￣．ｔ系遭受了最彻底的震撼，所以在 当时流行的各种西方知识和思潮当中，民族和国 家的共同体的意义显得非常醒目，当时不仅类似 于“黄种人”单独民族单位的身份概念出现，而 且诸如中华民族等整合式概念也被创设出来。在 这些观念推动下，普通民众的民族意识和民族身 正是基于以上特点，帝国体系时代的中国， “文化集体和政治集团在认同上天衣无缝地水乳 交融在一起，有时接近一致，而所有独特的、有 可能的在定义社会的属性和边界上与政治中心一 教高下的文化或宗教中心，相应地软弱无力。” ①夷狄观是在春秋战国期间兴起的，最初强调华夏族和夷狄之间的等级差距，主张“华夷之辩”，后来经过孔孟的 发展，孔子主张“裔不谋夏，夷不乱华”，以文化的力量使其得到教化，而孟子则主张“用夏变夷”。以上的理 念与当时其他区分民族类型的标准相比较，文化的作用和意义更为明显。 ②这里的西方主要是指西欧地区，关于西欧的民族国家的确立和发展过程，国内外学术界已经有很多研究成果， 在此不再赘述。 ・４９・ 份被逐渐地唤醒起来，少数民族地区也不例外， 少数民族在面ｘ，ｌ－＃ｌ－敌的入侵时就充分借助这些概 民、垦殖等国家对边疆进行整合等措施。但是， 由于缺少主导性的组织力量以及国家建设可依靠 念即为例证。需要强调的是，在民族身份和民族 意识逐渐被各民族民众确认的过程中，晚清帝国 并没有如西方一些民族国家建构过程中，出现对 的公共权力资源不足，加上军阀割据的影响，使 得孙中山以上努力仅仅落在本人讲话和计划草稿 当中。此后，历经了多次政权更迭和人事更新， 国家领土边界的重新分化组合现象，而是保持了 一蒋介石通过北伐、东北易帜等武力和非武力相结 合手段实现了其所宣称的表面上疆域的统一，初 个相对稳定并且较为完整的帝国疆域实体。 晚清帝国的解体表明了一个新时代的开启。 无论是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还是预备立宪，都没 有实现自我创造性转型，反而使自己陷入到更大 的危机。在进行这些改革的过程中，改变传统帝 国形态，构建近代国家形态开始逐渐明晰地成为 帝国体系转型的目标。由于内在支撑力量和外在 合法性的缺乏，最终以失败而告终。然而这种失 败为此后发生的辛亥提供了重要的历史基础。 辛亥的爆发推翻了中国的传统君主统治，使 持续千年的帝国体系彻底瓦解，建立起以中华民 国为表征的国家体系，“标志着中国国家建设开 始全面从传统的历史逻辑向现代的历史逻辑转换， 即告别帝国体系，走向现代国家。” 这个逻辑的 转换使得建立现代国家成为此后中国政治发展的 重要命题之一，现代国家既是国家政权统一和主 权统一的有机结合的政治共同体，也是将不同的 族群整合成具有共同国家认同感的民族共同体， 两者共同融合于现代国家建设过程中，不同民族 形成对现代国家的共同价值、情感以及信任等内 容，都成为国家有机的组成部分。帝国体系的崩 溃和外部环境的变化，将现代国家建设的任务提 到重要的议事日程，自此以后，建设统一而完整 的现代国家获得大部分民众认同，实现国家整合 成为迫切的战略目标。而ｘ，ｌ于民族地区而言，传 统帝国形态下的治理边疆形式不仅伴随着边疆危 机出现而发生变化，而且也随着帝国的解体和现 代国家的出现而实现了有机的转换，治理边疆的 目标和策略开始逐渐让位于现代国家整合的过程。 三、时期国家整合实践的初步考察 辛亥爆发以后，新建立的中华将建 设现代国家作为其战略目标的同时，也意识到西 方的入侵导致整个国家的符号价值系统崩溃，亟 需进行国家重建和整合。而在民族身份被唤醒之 后，中华民族概念就成为重建价值系统的一个重 要标志，并且在实践中，孙中山也是将其纳入整 个国家建设的轨道。孙中山从提倡“汉族”国家 到“中华民族”国家的转变就体现这一努力方 向，同时提出了在边疆建省、进行铁路建设、移 ・５０・ 步建立了相对较为统一的政权。为了寻求认 同体系建构中所需要的表达符号，蒋介石重新对 中华民族的整合式内涵进行了再诠释，试图用国 族的概念来指称中华民族，试图以此来强化和巩 固民众对国家认同的一体意识。但国族概念的使 用有很强主观臆断性，很大程度上出于其威权政 治建构的需要，将少数民族视为血缘关系为纽带 的宗族，忽视少数民族本身所具有的特点。但无 论如何，建设现代国家和实现国家整合已经成为 当时最重要的目标。 第一，统一建制。辛亥以后，各种地方 势力迅速崛起。现代国家“正是从这种地方政权 的强固之中崛起，而后又进一步在某种功能基础 上将其权力扩展到历来属于私人或地方的各种活 动领域。原由家庭、乡村、地主、教会和其他力 量所执行的功能都逐步集中到国家手中。” 对于 西南地区而言，建立西康省和推行县制是具体表 现。在中国政治的地理版图上，省建制具有特别 意义，作为连结国家与基础社会的重要纽带，每 次大规模省级变动都带动了整个国家的变革。辛 亥后，面对国家的危机，任何一个强有力的 政治共同体都需要运用“它的政治力量、组织方 法，深人和控制每一个阶层、每一个领域，才能 改造或重建社会国家和各领域中的组织与制度， 从而克服全面危机。” 对于国家来讲，通过建立 省以及附属其上的物质形态国家权力机构，在政 治权力逐步集中过程中，使原有的地方模糊边界 明晰化，保障了国家权力统一有效的行使。因此， 现代意义上的省级国家政权建制的建立，即是现 代国家建设的外在要求，也是国家观念在地方社 会中得到落实的内要体现。 在此背景下，西康地区最终确立省级建制。 对于整个西南民族地区而言，西康建省的意义尤 其显得重大。不仅是因为西康位于四川Ｉ、云南、 、青海的结合部，是连接内地与的关键 性枢纽，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历来有“治藏先治 理康”的说法；同时该地区也是多民族聚居区， 区域内居住着汉族、藏、彝、羌、傈僳等多个少 数民族，民族成分复杂、文化信仰习俗相近，民 族问题和国家主权一直搅合在一起。由于近代以 是这一过程的呈现。 来日趋严重的边疆危机，从清末开始，就有人提 当时在１９３０年、１９３４年、１９３８年 倡在西康地区建立统一的省级单位。到了时 和１９４０年分４次对西南地区少数民族进行过大规 期，逐步对西康所属区域进行行政编制 模官方调查。１９３０年调查以土司制度为主，主要 的重新整合，先后设立了川边特别行政区、西康 为了编制全国行政区划图，为继续进行改土归流 特别行政区、西康建员会等行政单位。 做准备工作。１９３４年，由于当时西南边疆的危 １９３８年国民正式在康定建立西康省，先 机，在当地族群精英推动下，开展了关于西南苗 后采取措施废除了当地旧土司和头人制度，动摇 夷民族的调查，在一大批学者的帮助下，采用西 了其境内藏区原有的政教合一结构，而且在 方社会学和民族学规范的调查方法，制定了专门 和内地之间建立了缓冲区域，建立了现代意义上 的《西南苗夷民族调查表》，内容包括民族种类、 的地方国家权力机构。不仅如此，晚清帝国解体 户籍、人口、语言、教育情况等。较前两次调查， 以后，西南地区仍然存在不少土司，为了有效地 １９３７年进行的民族调查最为详细，主要内容有民 对这些地区进行治理，国民通过推行县制， 族种类、居住区域、人口数目、性别、壮丁数目、 将其纳入到国家统一政权体系内。虽然当时西南 生活等内容，范围和规模都比前两次有很大的扩 各省的做法不尽相同，但总的趋势都是将县级作 大。１９４０年，为了继续推进西南地区遗留土司的 为基层政权的基本单位。其中云南在条件具备的 进改土归流工作，先后对四川、西康、云南、 地方对一些土司进行改流，其余地区则设流而不 贵州残存的土司进行调查，主要内容有县（局） 改土，推行土流并接受当地县级政权的管辖。四 别、土司名称、设置年代、时任土司、何种民族、 川则对剩余土司名称进行保留，原来的土司辖地 辖境面积、财赋、学校所数、识字人数、土司以 进行￣５－）－，分别设置设治局和乡镇管辖，纳入到 下行政组织概况等１１项内容。除了４次由政 县级政治体系内。西康通过任命残余的土司为各 府推动的大规模整体性调查之外，西南各省也５－）－ 县的总保、保正或村长等职务，完成了西康土司 别进行了民族情况调查，如云南先后进行１０次调 的改流。而贵州的全部土司则在建立之后就 查，贵州进行８次调查，四川和西康的调查也至 立即撤销，其领地划归全部所属县管辖，至此， 少进行了８次。 同时，国民还专门成立推动 基本上在西南民族地区建立起县级政权体系，在 对西南边疆民族地区调查工作机构，如１９３５年建 政权建设层面上推动了西南民族地区的国家建设， 立川康甘青边政研究委员会、边政设计委员会等 加强了该地区各民族与国家的联系，为实现国家 机构。西南各省也成立边疆行政设计委员会等机 整合初步奠定了政治基础。 构，专门从事对西南边疆地区的民族调查。这些 第二，进行边疆调查。近代之前，历代王朝 机构在进行民族调查的基础上，撰写了大量的与 都很难完整了解和认识西南民族地区的实际运行 边疆民族有关的调查报告，涉及到民族的分布地 状况，包括生活方式、风俗习惯等等，更不用说 区情况、人口数目、衣食住行、民族性格、婚姻 将其纳入到国家的知识体系当中。但在实现国家 丧葬习俗等∞。在国家和学者的共同推动下，关 整合当中，“社会在很大程度上依赖其居民生活 于西南民族边疆地区的认识体系逐步建立起来了， 方式的承认和参与，以致国家的结构很大程度上 各个不同民族形态的构成也逐渐明晰起来，为以 是由提高这种承认的能力来决定的。” 因此，民 后的现代国家建设初步奠定了知识基础。 国时期在该地区建立统一行政建制的同时，国家 第三，发展边疆教育。在对民族形态构成有 需要建构统一而有序的国家知识体系，尤其是民 了初步认识以后，进行边疆教育就成为国家建设 族边疆地区的发展情况和知识体系。而进行这些 的一项重要内容。重视教育和教化在中华帝国时 工作基础则是通过对该地区的全方位的调查，来 期有悠久的传统，历来是治理国家重要而有效的 分析和认识民族边疆地区的发展状况，并对获得 手段。在建立了表面上统一的国家政权以后，国 的信息和知识系统进行５－）－￣编目来实现的，２０世 民也将边疆教育作为建设统一现代国家共同 纪３０、４０年进行的大规模的西南地区边疆调查就 体，构建少数民族对国家认同的重要措施。在实 ①根据当时民族调查结果不完全统计，西南地区的民族的名称报上来有２００多种，仅云南一省根据１９３８年上报的 调查表统计少数民族的名称就有１５０多种。参见马玉华：《国民对西南少数民族调查之研究》（１９２９— １９４８），云南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６年版，第３０—１１０页。 ・５ｌ・ 践中，则使用国族的概念替换国家共同体，“重 边政，宏教化，以巩固国族而统一。” 成为当时 推行国家整合当中对于教育最直观的表达。最初 等初步整个边疆教育系统，仅就在西南 地区设立了６所实验小学，５所中等职业学校，６ 所中等师范学校，加上西南各省设立的各种类型 的学校，数目更多。同时，在抗战期间大量内地 的著名高校迁入西南地区，先后加入了该地区边 疆教育的行列，共同促进了边疆教育的大发展， 边疆教育是从蒙藏教育开始的，１９２９年政 府首次提出了以“文化边疆”名义发展蒙藏教育 的，为此专门成立蒙藏教育司管理该项事务， 一开始就将培养民众国家认同感定为其首要目的， 为国家整合实现初步奠定了思想基础。 结语 明确要求“彻底培养国族意识，以求全国文化之 统一。” 并作为大规模的边疆教育的指导思想。 １９３４年正式提出了“边疆教育”的概念…，成立 统筹边疆教育事务的边疆教育委员会以及边疆教 育设计委员会等咨询机关。从此以后，边疆教育 在全国各地边疆民族地区迅速开展起来，尤其在 西南地区最为明显。在的统筹安排下， 西南各省纷纷制定了相关边疆教育法令，健全各 辛亥推翻了传统君主统治，使持续千年 的帝国体系彻底瓦解，建立起以中华为表征 的国家体系，使得建立现代国家成为今后中国政 治发展的重要命题之一，而现代国家既是国家政 权统一和主权完整的有机政治共同体，也是将不 同少数民族整合为具有共同国家认同的民族共同 种领导机构，在当时战乱的环境下，采取经费补 贴、社会捐赠、强制征收等办法筹措了大量的边 疆教育经费，面临严重的民族危机和边疆安全的 形势，“经常号召教育把民族价值观和文化 作为社会凝聚力和民族团结之源加以发扬，”【】”这 是所有进行边疆教育的出发点和立足点，当时边 疆教育的第一要义即“要着重培养整个的民族意 识”。” 因此，国家在制定边疆教育的教材内容时 特别重视培养学生的国家认同观念，同时也非常 体过程，两者共同融合于现代国家建设当中。对 于传统帝国形态下所存在的边疆治理而言，也逐 步演化为国家整合中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实现 国家整合成为时代赋予现代政治力量的重要历史 使命。虽然期间国家整合取得很大的成就， 但更多则是局部性和碎片化的，并且缺乏内在有 效力量支撑，最终导致国家整合任务的失败。而 真正能够承担起这一历史使命的则是中国党。 伴随着新中国开启了新型国家建设道路，中国共 产党在民族地区的政治实践中真正实现了国家整 合，从而顺利完成了历史赋予政治主体的使命和 任务。 尊重和保护本地民族的文化传统。最终，在各方 共同努力下，西南地区的边疆教育取得了很大的 效果，先后建立初等教育、中等教育、高等教育 （参考文献］ ［１］［３］ｓ．Ｎ．艾森斯塔特．反思现代性［Ｍ］．旷新年，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２００６．２７８，２８０． ［２］陈连开．中华民族的起源与形成［Ａ］．载费孝通主编．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Ｃ］．（修订版），民族大学出 版社，１９９９．１３０． ［４］林尚立．中国党与国家建设［Ｍ］天津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９．２１． ［５］［７］ｃ．Ｅ．布莱克．现代化的动力［Ｍ］．段小光译．四川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８．２０，２２． ［６］邹谠．二十世纪中国政治——从宏观历史与微观行动角度看［Ｍ］．牛津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０．４—１０． ［８］马玉华．国民对西南少数民族调查之研究（１９２９—１９４８）［Ｍ］．云南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６．３０—１１０． ［９］中国第二档案历史馆编．中华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Ｃ］．江苏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４．８７． ［１０］杜元载．文献：第五十八辑・抗战时期教育（ｃ］．文物供应社，１９７２．９４． ［１１］安迪．格林．教育、全球化与民族国家［Ｍ］．朱旭东译．教育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４．２００． ［１２］朱慈恩．蒙藏委员会与时期的边疆教育［Ｊ］．民族教育研究，２００８，（５）． （责任编辑：陈学明］ ①在西南不同省份的民族地区，边疆教育还有别的叫法，如“边民教育”、“苗民教育”、“夷民教育”、“边地教 育”或“边胞教育”、“苗胞教育”、“特种教育”等等。参见张永民：《抗战时期的边疆教育研究》，贵州师范大 学２００７年硕士论文，第９页。 ・５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