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宋元戏曲考》在戏曲研究史上的意义

肖艳平

【摘 要】This paper tries to straight up the academic meaning of History of Xiqu in the Song and Yuan Dynasties in the Xiqu studies, interprets its unique insights and its inspiration for later scholars, reveals the relation between this work and the Xiqu studies of later hundred years.The concepts of Xiqu in History of Xiqu in the Song and Yuan Dynasties stipulates the field of later hundred years Xiqu studies.%本文试图梳理《宋元戏曲考》在中国戏曲研究史上的意义,阐释其独具开创性的见解、对后学的启发,以及后世百年戏曲研究与其的对话关系.《宋元戏曲考》对中国戏曲的认识规定了后世百年戏曲研究的场域.

【期刊名称】《青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年(卷),期】2017(039)001

【总页数】5页(P140-144)

【关键词】《宋元戏曲考》;戏曲;自然;学术史

【作 者】肖艳平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中文系,北京100871

【正文语种】中 文

【中图分类】I206.09

王国维一生的学术兴趣有两次大的转折，一次是从西方哲学转向中国文学，一次是从哲学和文学转向中国古史研究。辛亥后，王国维与罗振玉远走日本，受后者影响，他开始从事甲骨文、古音韵学研究。《宋元戏曲考》*应商务印书馆之命，王国维将此书命名为《宋元戏曲史》，并分章连载于《东方杂志》，后出单行本，仍命以该名。但该书目并非王国维的本意。他的本意是将之命名为《宋元戏曲考》。王国维在致缪荃孙的信中谈及该书书名问题：“将来仍拟易书名，编订卷数，自行另刻。”《海宁王忠悫公遗书》和《海宁王静安先生遗书》收录此书，均题名为《宋元戏曲考》。商务印书馆出《王国维文学论著三种》，也已将书目改易为《宋元戏曲考》。比较王国维的命名方式，就能知道命名为《宋元戏曲考》更符合他的命名习惯，比如，他的几部戏剧论著均命名为《唐宋大曲考》《戏曲考源》《古剧脚色考》等之类。成书于1913年，正是王国维避难日本时期。此书后来由商务印书馆以《宋元戏曲史》为名刊出。在中国戏曲研究史上，此书是开先河之作。后世戏曲研究作品，要么祖述之，要么反对之，总离不开和该书的对话。此书究竟有何独特之处，竟对后世戏曲研究产生如此大的影响？

小说和戏曲一直不受传统中国学人的重视。清末，梁启超提倡革新中国小说，试图用小说来改造国民性，并掀起了小说界。从此，小说开始进入大雅之堂，研究者创作者日多。但戏曲的地位仍没有得到改善。直至王国维的时代，中国从事戏曲研究的学人还寥

寥无几。明代王世贞和李贽，虽对戏曲研究有所贡献，但还不够系统。和王国维同时代的吴梅，虽已开始研究戏曲，但还未有所贡献。所以，王国维不无遗憾地总结道：“独元人之曲为时既近，托体稍卑，故两朝史志与《四库》集部均不著于录，后世儒硕皆鄙弃不复道。而为此学者大率不学之徒，即有一二学子以余力及此，亦未有能观其会通，窥其奥窔者。遂使一代文献郁堙沉晦者且数百年，愚甚惑焉。”[1]有鉴于此，王国维才着手进行戏曲研究。

王国维对中国戏曲的认识有一个前后变化的过程。1907年左右，他的学术研究兴趣从哲学转而兼及文学，因为他觉得哲学“可爱者不可信，可信者不可爱”，所以转而希望从文学那里求得“直接之慰藉也”。所以，王国维开始研究中国古典文学，并创作了相当数量的诗词。但，该时期王国维对中国戏曲评价并不高，和在《宋元戏曲考》及《曲录》时期对元曲的评价可谓有天壤之别。在发表于1907年的《自序二》中，王国维如此评价道：“但余所以有志于戏曲者，又自有故。吾中国文学之最不振者，莫戏曲若。元之杂剧，明之传奇，存于今日者尚以百数，其中之文字，虽有佳者，然其理想及结构，虽欲不谓至幼稚至拙劣不可得也。国朝之作者，虽略有进步，然比诸西洋之名剧，相去尚不能以道里计。此余所以自忘其不敏，而独有志乎是也。”[2]30岁的王国维认为中国戏曲“幼稚”、“拙劣”，在中国文学史上是最不发达的，和西方戏剧相比相差太远。这个时候，王国维提中国戏曲，还把元曲和明传奇相提并论，并认为清朝的戏曲要比元明时期有进步。在《文学小言》中，他接着说：“叙事的文学(谓叙事传、史诗、戏曲等，非谓散文也)，则我国尚在幼稚之时代。元人杂剧，辞则美矣，然不知描写人格为何事。至国朝之《桃花扇》，则有人格矣，然他戏曲则殊不称是。要之，不过稍有系统之词，而并失词之性质者也。以东方古文学之国，而最高之文学，无一足以与西欧匹者，此则后此文学家之责矣。”[3]此时，王国维仍然认为清朝戏曲优于元曲，但他已经把元曲和明传奇作了区分，

只提元曲而忽略明传奇了。这个时期的王国维，其学术兴趣正从西方哲学转而兼及中国文学。所以，他还带着一副西方文学家的眼光来关照中国文学，用西方的悲剧观念衡量中国戏曲。可以说，该时期的王国维，其戏曲观念还处在照搬西方观念的阶段，缺乏的思考和认识。

随着王国维对中国传统戏曲的研究日深，他认识也越来越深入和越成熟。在短短的4年时间里，王国维相继发表了七部戏曲研究作品：《曲录》(1908)、《戏曲考源》(1909)、《录鬼簿校注》(1909)、《优语录》(1909)、《唐宋大曲考》(1909)、《录曲余谈》(1910)、《古剧脚色考》(1911)，还撰集了《元刊杂剧三十种序录》《董西厢》《元曲选跋》《盛明杂剧初集》《雍熙乐府跋》《曲品新传奇品跋》等十一篇论文。1912年底，王国维在这些工作的基础上，开始创作《宋元戏曲考》，三个月后即完成此书。经历了一番对戏曲的详细考察之后，王国维对中国传统戏曲的认识渐趋成熟，其观点发生了极大变化。在给《曲录》作序时，王国维认为：“追原戏曲之作，实亦古诗之流。所以穷品行之纤微，极遭遇之变化，激荡物态，抉发人心，舒轸哀乐之余，摹写声容之末，婉转附物，惆怅切情，虽雅颂之博徒，亦滑稽之魁桀。”[4]在这段文字中，王国维把戏曲与中国文学经典《诗经》《楚辞》《古诗十九首》联系起来。他引用诸多《文心雕龙》的句子来解释戏曲。“婉转附物，惆怅切情”出自《明诗》篇，原是刘勰用来评价《古诗十九首》的。王国维用之来形容戏曲，又明说“戏曲之作，实亦古诗之流”。“雅颂之博徒”出自《辨骚》“乃雅颂之博徒，而辞赋之英杰也”句，是说《离骚》乃《诗》之流。诗骚是中国文学的源头，王国维把戏曲看作诗骚之流，就是把戏曲与中国文学的大传统接续上。从5年前的“幼稚”“拙劣”到可与诗骚相提并论，王国维对戏曲评价的变化之大，由此可见一斑。中国戏曲的地位从传统的“儒硕皆鄙弃不复道”、“托体稍卑”，到王国维眼中的“古诗之流”，其地位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也正是借助这一认识上的变化，戏曲研究才得以

堂而皇之地进入中国学术研究的殿堂。

在《人间词话》中，王国维提出了“境界”的概念。在论述戏曲时，他也使用了一个与此非常相似的概念，即“意境”。在“意境”的基础上，王国维又提出“自然”的概念。梳理王国维的戏曲论著，可以发现，他认为和明传奇相比，元曲以“意境”和“自然”胜。所以，他对戏曲特别是对元曲之评价颇高，认为其能够成“一代之文学”。

何为“意境”？王国维解释道：“何以谓之有意境？曰：写情则沁人心脾，写景则在人耳目，述事则如其口出是也。古诗词之佳者，无不如是，元曲亦然。”[5]王国维认为在历代戏剧中，元曲最有意境。他说：“然元剧最佳之处不在其思想结构，而在其文章。其文章之妙，亦一言以蔽之，曰：有意境而已矣。……明以后其思想结构，尽有胜于前人者，唯意境则为元人所独擅。”[6]王国维对戏曲的评价，不在其思想深度，而在其美学价值。这与其词学观念一致。在当时的文化语境下，从纯粹美学角度来评价文学作品，难能可贵。

若能“写情则沁人心脾，写景则在人耳目，述事则如其口出”，则有“自然”之美。王国维认为元曲以“自然”之美胜，这是元曲优于明传奇的最重要之处。在《人间词话》中，王国维已经提出“自然”之美的问题。王国维对纳兰容若评价很高，认为他能够“以自然之眼观物，以自然之舌言情。此由初入中原，未染汉人风气，故能真切如此。北宋以来，一人而已”[7]。在王国维看来，纳兰容若之所以是北宋以来第一人，就在于他能“以自然之眼观物，以自然之舌言情”，所以他的词能“写真境物、真感情”。这段文字后还有一句出版时作者删去的话：“后此如《冰蚕词》便无余味……同时朱、陈、王、顾诸家便有文胜则史之弊。”[8]王国维评词以自然为美，特别反对文胜则史，而《冰蚕词》

之所以便无余味，殆因其“浸染汉人习气”，“文太胜”故。和纳兰容若的词相似，元曲在王国维看来，也以“自然”胜。他如此说：

“元曲之佳处何在？一言以蔽之，曰：自然而已矣。古今之大文学，无不以自然胜，而莫著于元曲。盖元剧之作者，其人均非有名位学问也，其作剧也非有藏之名山，传之其人之意也。彼以意兴之所至为之，以自娱娱人。关目之拙劣，所不问也；思想之卑陋，所不讳也；人物之矛盾，所不顾也。彼但摹写其胸中之感想与时代之情状，而真挚之理与秀杰之气时流露于其间，故谓元曲为中国最自然之文学，无不可也。若其文字之自然，则又为其必然之结果，抑其次也。”[9]

又说：“往者读元人杂剧而善之，以为能道人情，状物态，词采俊拔而出乎自然，盖古所未有，而后人所不能仿佛也。”[10]

有明一代，中国戏剧发达。汤显祖是明代的戏剧俊才，常被拿来与差不多同时期的莎士比亚对举。但是，王国维对明杂剧，甚至对汤显祖均有非议。他认为：“此戏明中叶以前，作者寥寥，至隆、万后始盛，而尤以吴江沈伯英璟、临川汤义仍显祖为巨擘。沈氏之词以合律称，而其文则庸俗不足道。汤氏才思诚一时之隽，然较之元人，显有人工与自然之别。故余谓北剧、南戏限于元代，非过为苛论也。”[11]王国维之非议汤显祖，就因为其不自然。其实，早在王国维的《盛明杂剧初集》中，他就已经提出“自然”与人工之分，并认为明杂剧和元杂剧就有人工与自然之分。*关于王国维之重视元曲轻视明传奇，青木正儿曾记载了一段他和王国维的对话：“先生问余曰：‘此次游学，欲专攻何物矣？’对曰：‘欲观戏剧，宋元之戏曲史，虽有先生名著，明以后尚无人着手，晚生愿致微力于此。’先生冷然曰：‘明以后无足取，元曲为活文学，明清之曲，死文学也’”。不仅元

曲如此，元南戏亦复有此“自然”之美。王国维论南戏时说：“元南戏之佳处，亦一言以蔽之，曰：自然而已矣。”[12]

王国维把元曲看作中国最自然之文学，不仅情感自然，而且文字自然。文字自然是情感自然的必然结果。文字的自然是如何体现的呢？王国维强调道：“古代文学之形容事物也，率用古语，其用俗语者绝无，又所用之字数亦不甚多。独元曲以许用衬字故，故辄以许多俗语或以自然之声音形容之，此自古文学上所未有也。”[13]“能用俗语”，这是元曲与古代文学相比的一大特点，也是其最为突出之处。“率用古语”是汉文学追求“雅正”“典雅”之美的常用方法之一。王国维把“率用古语”与“常用俗语”作为一对矛盾来处理。此处，“古语”与“俗语”的对立，体现出“古雅”与“自然”两种审美观念的对立。

王国维对元曲语言之“自然之美”的强调，在现代文化史上有独特意义。王国维强调“俗语”和“自然之声音”，“由是观之，则元剧实于新文体中自由使用新言语，在我国文学中，于《楚辞》《内典》外，得此而三。然其源远在宋金二代，不过至元而大成”[14]。王国维对“新语言”的强调不禁让人想到新文化运动对白话文的强调。可以说，王国维对通俗语言的强调成为新文化运动的先声。周作人在考察新文学源流时，也认为新文化运动与元明小品文是前后承继的关系。不过，王国维是在新文化运动开展之前就自觉地意识到这个问题，而周作人是在新文动风起云涌之际才认识到的。

王国维以“意境”和“自然”取元曲，在后世的戏曲研究史上引起了极大反响，赞誉者、反对者均大有人在。本文第四部分对之有专门分析，此不赘述。

梁启超认为：“王静安治曲学，最有条贯，曲学将来能成为专门之学，静安当为不祧祖矣。”[15]《宋元戏曲考》之“最有条贯”体现在何处？陈寅恪如此总结王国维的学术研究路径：“一曰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凡属于考古学及上古史之作，如《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及《鬼方、昆吾、俨犹考》等是也。……二曰取异族之故书与吾国之旧籍，互相补正，心属于辽、金、元史事及边疆地理之作，如《萌古考》及《元朝秘史之主因亦儿坚考》等是也。……三曰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凡属于文艺批评及小说戏曲之作，如《红楼梦评论》及《宋元戏曲考》等是。”[16]《宋元戏曲考》之最有条贯，就在于其用外来之观念梳理、解释固有之材料。

《宋元戏曲考》始作于1912年底，成书于1913年初。该时期王国维的学术研究兴趣从哲学、文学转向古史。所以，《宋元戏曲考》带有王国维前后两个时期的研究思路，既有对审美的把握，又有对历史发展脉络的考察；既重视“固有之材料”的搜集整理，又结合“外来之观念”审视中国文学；既有西方学术研究对史的梳理，又有中国传统学术对考据的重视。

王国维的学术实践是从研习西方哲学开始的。因此，他早期的研究集中在对康德、叔本华哲学的阅读消化上，也集中在用他们的观念来解释中国的文学经典上。《红楼梦评论》就是一个典型的用西方观念来解释中国文本的例子。受叔本华影响，王国维推崇悲剧，认为悲剧可以帮助人们实现“人生之解脱”，因为“凡人生中足以使人悲者，于美术中则吾人乐而观之”。王国维认为真正的悲剧不是社会悲剧，也不是命运悲剧，而是“由于剧中人物之位置及关系而不得不然者”，是“由普通之人物、普通之境遇，逼之不得不如是；彼等明知其害，交施之而交受之，各加以力而各不任其咎”[17]的悲剧。所以，他把《红楼梦》视为“彻头彻尾之悲剧也”、“悲剧中之悲剧也”。写《红楼梦评论》时期的王国

维，还认为中国传统的戏曲没有悲剧，因为它们大都“始于悲者终于欢，始于离者终于合，始于困者终于亨”[18]。在《宋元戏曲考》中，他仍然使用悲剧观念来考察中国传统戏曲。不过，此时期，他改变了自己的观点，开始认为元曲具有悲剧的性质，而明传奇却没有。王国维认为：“明以后，传奇无非喜剧，而元则有悲剧在其中……其最有悲剧之性质者，则如关汉卿之《窦娥冤》，纪君祥之《赵氏孤儿》，剧中虽有恶人交构其间，而其蹈汤赴火者，仍出于其主人翁之意志，即列之于世界大悲剧中，亦无愧色也。”[19]王国维的这一判断在后世引起了极大争论，引发了一场规模宏大、一直持续到如今的关于中国有无悲剧的讨论。钱钟书曾著文明确反对王国维的这一评断。*见钱钟书：《中国古代戏曲中的悲剧》，陆文虎译，《艺术学院学报》2004年第1期。这篇文章原是英文，发表于1935年8月《天下月刊》第1卷第1期。在这篇少作中，钱钟书认为中国戏剧缺乏悲剧性，读者“无法从个人同情上升到更高的体验层面”，因此还不是真正的悲剧。因此，钱钟书认为：“因此，我恕不同意(虽然并不很自信)已故中国古代戏曲专家王国维的见解”，“王国维这种植根于主人公意志的完整悲剧观似乎明显是高乃依式的，而他所构想的悲剧冲突比起高乃依则少了人物内心的冲突。”

王国维对中国戏曲的考察，不仅借用西方的戏剧观念，而且使用了西方的文学史梳理方法。中国传统学术重注疏考据，很少进行文学史的梳理。王国维的《宋元戏曲考》开中国学术历史梳理的先河，后来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胡适的《白话中国文学史》继之，对某一文学体裁进行学科史的梳理才推广开来。王国维考证了中国戏曲从上古到明清的形成和发展历程。经他考证，戏曲的萌芽出于上古时期的巫觋传统。上古之俳优、汉时所兴之角抵戏、北齐所兴之歌舞戏、唐所兴之滑稽戏、宋之杂戏和小说及乐曲，等等，王国维一一考证，并论述其对中国戏曲发展的贡献。读《中国戏曲考》，可以清楚地知道中国戏曲的发展过程，及中国戏曲的每一要素是从哪一个朝代兴起，其兴起当初的形态又是怎样。

王国维把宋、金之前的戏剧称之为古剧，因其结构与后世戏剧迥然不同。他认为中国之真戏曲自元剧始成，因为戏曲自元剧才“成一定之体段，用一定之曲调”[20]。不过，王国维认为唐代无真正之戏曲，以及明清戏曲为死文学的观点多为后世所诟病。

王国维对戏曲的考察特别重视文献的发掘、整理。他颇为自豪地宣称：“凡诸材料皆余所搜集，其所说明亦大抵余之所创获也。世之为此学者自余始，其所贡于此学者亦以此书为多，非吾辈才力过于古人，实以古人未尝为此学故也。”[21]王国维曾编《曲录》等多部戏曲著作，对中国戏曲有较全面和深入的考察。虽身逢乱世，但对王国维而言，幸运的是他得以见到大量的原始材料。无论是在学部图书编译工作期间，还是在避难日本时期，以及在犹太人哈同“广仓学窘”任《学术丛编》编辑主任期间，王国维的阅读视野都是一般学人难以望其项背的。难得的机遇，给了王国维千载难逢的亲近中国古籍善本、孤本的机会。再加上王国维本人的天赋和勤奋，故其得以大量搜集戏曲，并对之进行整理。阅读《宋元戏曲考》，不禁会惊讶在当时的条件下，王国维能够读到如此多的中国戏曲作品。而1912年间，王国维的研究兴趣已经开始转向对中国古史、甲骨文的研究。所以此时，他对中国戏曲的研究已经兼有了考据和注疏的中国传统。

《宋元戏曲考》出版后，学术界评价颇高。傅斯年高度评价道：“近年坊间刊刻各种文学史与文学评议之书，独王静庵《宋元戏曲史》最有价值。其余间有一二可观者，然大都不堪入目也。……王君此书前此别未有作者，当代亦莫之与竞：所以托体者贵，因而其书贵也。”[22]郭沫若盛赞《宋元戏曲考》，认为此书“不仅是拓荒的工作，前无古人，而且是权威的成就，一直领导着百万的后学。”[23]郭沫若对《宋元戏曲考》的评价长时间成为学术界的定评。不可否认，王国维的《宋元戏曲考》确实是拓荒性的著作，也确实影响了后世中国戏曲研究的大致走向。但是，王国维先生的些许观点并非一直不受质疑。

青木正儿的《中国近世戏曲史》与任半塘先生的《唐戏弄》，对王国维的某些观点均有非议。

吴梅与王国维并称中国近世研究戏曲的双壁。吴梅对王国维亦有很高的评价，他在自己的戏曲著作中经常引用王国维的观点。在《中国近世戏曲史》序言中，吴梅称赞道：“自先秦以迄明季，考订粗备，大抵采王氏静安之说为多。”[24]所以，可以肯定的是吴梅的戏曲研究受到了王国维的影响。经学者考证，王国维和吴梅曾有短时间的师生之谊。但是，吴梅论戏曲并非一味推崇王国维，其对王国维戏曲考察的纰误亦多有批评。

青木正儿《中国近世戏曲史》基本观点，特别是对中国戏曲发展史的看法，皆祖述王国维。在《自序》中，青木氏坦诚作此书的目的是“出于欲继王忠悫公国维先生《宋元戏曲史》之志，故原欲题为《明清戏曲史》以易入日人耳目之故，乃以《中国近世戏曲史》为名也。”[25]尽管如此，青木正儿并非同意王国维的所有观点，如王国维推崇元曲，认为明传奇为“死文学”的观点，就为青木氏所不取。因而，青木正儿写了一部重点论述明清戏曲的专著来回应王国维。

王国维关于戏曲至元初成的观点，也引发了后世论家的争论。王国维的后继者如贺昌群的《元曲概论》、青木正儿的《中国近代戏曲史》、孙楷第的《傀儡戏考原》等论戏名家均受王国维影响，均认为唐代无真正之戏剧。但任半塘对王国维无视唐戏剧的论点颇不以为然，故作了86万字的《唐戏弄》来论证唐代有真正之戏曲。在任半塘看来：“王氏于我国戏曲之源，穷搜冥索，全从歌辞方面体验，而忽于戏剧之其它种种；又存在无剧本便无戏剧之心理，结果乃断定我国戏剧演进之关键，最早在有宋一代。殊不知不言文辞则已，若言文辞，宋之孕育力与滋长力，远不及唐，可以断言。王氏仅将所谓突如其来者，

由金元移前半步，而落后于宋，实际上并未探得真源，于其艺之来也，依然感觉突如，未尝了事。”[26]在强调了文辞之于戏剧的重要性后，任半塘又从音乐等艺术方面来考察戏剧：“举世并无人否认宋元音乐之因于唐乐也，宋元舞蹈之因于唐舞也，何也？若宋元之文与唐文之关系，宋元之诗与唐诗之关系，乃至宋元书画、雕塑诸艺，与唐代诸艺之关系，亦从来无人否认也，何也？关于唐五代戏剧之记载，虽然零星散漫，但并不冷僻，人皆可知。今独截然否认宋元之戏剧与唐戏剧间，必然之启承渊源，而另将此项关系，泛系于宋说书、宋傀儡、宋影戏与梵剧等，直于戏剧一段，单独割断唐与宋元间之历史关系也，可乎？”[27]任半塘如此介绍自己作《唐戏弄》的目的：“目的并非考原，特向有志考原、从事考原者，介绍比两宋更提前三百四十年之种种实际资料，及王考以来四十余年中，学者于此已存在之种种分歧意见，而促其于此一事，重新体认，重作结论耳。”[28]尽管任半塘对王国维的论点有所批评，但他的问题意识并未超出《宋元戏曲考》的论题范围。

要之，无论是祖述《宋元戏曲考》的观点，还是反对之，后世百年戏曲研究史大抵还未出王国维的论述场域。可以说，王国维《宋元戏曲考》为后世百年戏曲研究提供了研究方向和范式。

【相关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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