谴责小说出现的原因分析

清代末期，是我国封建社会走向死亡和崩溃的最后岁月， 统治阶级此时也最为腐朽、黑暗，社会动荡不安。一批进步的 作家，写作了一批小说，如《官场现形记》、《二十年目睹之怪现 状》等，将这种黑暗和腐朽尽情地展现在世人的面前，并加以 无情的批判。鲁迅将这类小说定名为“谴责小说”。

《官场现形记》就是那个时期最著名、最有代表性的“谴责

小说”，作者李宝嘉，小说写作于 1903 年至 1905 年，在《世界 繁华报》上连载。每连载 12 回汇为一编，经统一修订，由李宝 嘉自己的世界繁华报馆出版单行本。 ①

作者把锐利的笔锋对

准晚清的官场，对准整个封建统治集团，为我们描绘出一幅在 我国文学史上不曾有过的，千奇百怪的、惟妙惟肖的晚清官场 群丑图。小说涉及的官僚十分广泛，外官从“未入流”的佐杂， 到州府长吏、直至督抚大员；内官从小京官、到部司郎曹，直到 位居中枢的军机大学士。这些大大小小的官僚，为了升官发

财，无不蝇营狗苟，迎合、钻营、蒙混、倾轧、极尽卑污苟贱之能 事。小说还揭露了统治阶级对帝国主义奴颜婢膝的丑态和丧 权辱国的劣迹。

本文之所以以《官场现形记》为例来探讨谴责小说出现的 原因，是因为这部小说是鲁迅认定的“谴责小说”的开山之作和 代表之作。正如《官场现形记》这个题目所表示的，其主要内容 并不在于“讽刺”，而是“揭露”。由于它体现了晚清这个时代的 特点和对新文明的渴望，发表后立即在社会上引起很大的反 响，不仅多次再版，而且模仿之作众多，构成了这个时代特有的 “现形记”社会小说的典范。鲁迅所论及的“四大谴责小说”中， 吴趼人《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刘鹗《老残游记》和曾朴的《孽 海花》，起初都发表于 1903 年，也都是继《官场现形记》之后创 作的。这使 1903 年成为晚清小说史上一个特殊的年头。此后 许多“谴责小说”也是受到《官场现形记》的启发而创作的。 本文将以《官场现形记》为例，通过对以往认为的“谴责小 说”的出现原因的总结，提出自己的观点，探讨“谴责小说”出 现的真正原因。

一、长期公认的谴责小说出现原因 《官场现形记》、《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老残游记》、《孽 海花》，世所公认是中国近代小说中的名著。在文学史和人们 的习惯用法中，这四部小说常常被称为“四大谴责小说”，这种 称谓主要是缘于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里的论述。 鲁迅将揭露社会黑暗的暴露性小说分为三个“档次”，分

别是讽刺小说，谴责小说和黑幕小说。艺术成就最高者为讽 刺小说。他认为“谴责小说”与“讽刺小说”是两类性质完全不 同的作品，“谴责小说”缺少《儒林外史》这类“讽刺小说”的“公

心讽世”的大气概，只拘泥于对人人熟知的现实丑恶现象的罗 列，且“臆说颇多，难云实录”，“辞气浮露，笔无藏锋，甚且过甚 其辞”，因而只能以“谴责”命名。 ②

鲁迅认为“盖嘉庆以来，虽屡平内乱（白莲教，太平天国， 捻，回），亦屡挫于外敌（英，法，日本）”，“戊戌变政既不成，越 二年即庚子岁而有义和团之变，群乃知不足与图治，顿有 掊击之意矣。”由此，“谴责小说之出特盛”。对《官场现形记》 的创作原因，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指出：“时正庚子，政令 倒行，海内失望，多欲索祸患之由，责其罪人以自快。”“宝嘉亦 应商人之托撰《官场现形记》。” ③

由此可见，鲁迅认为谴责小

说都是由“庚子事变”的刺激引起的。鲁迅的这个观点已成为 中国小说史的权威论断。多年来，对晚清谴责小说兴起原因 的研究，一直沿用这个观点。

由于鲁迅的崇高地位，他对于晚清小说的见解，造成了对 谴责小说研究的思维定势。由于踏进了这一误区，后人的研 究几乎莫不以之为前提和出发点，这种思维定势，妨碍着人们 发现和开拓的眼光。

二、谴责小说产生和兴起的实际原因

《官场现形记》等谴责小说并非如鲁迅所说仅是由“庚子 事变”引起，它的出现有着多方面的原因。

首先，清代晚期，民族危机和社会危机日益加深，中日甲 午战争和义和团运动失败，戊戌维新思潮和民主思潮的 兴起，极大影响了中国社会。清朝日趋，人民群众对 腐朽的清王朝感到绝望，纷纷寻找国家衰败的原因。李宝嘉 等一大批进步作家在民主思潮的影响下用笔揭露黑暗现 实，着力暴露官场贪污和媚外的统治者的丑态。因 此产生了《孽海花》、《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官场现形记》、 《老残游记》等一类谴责性的小说。

其次，晚清时期的小说创作主体也不同于往昔。由于外

来思潮的影响和社会的变化，此时期作家的价值尺度、角色选 择、文化眼光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他们从旧时来，虽然都有 过科举求仕的经历，但其人生价值的创造和实现过程，却无一 不是起始于对这条道路的被判或错移，尽管当时并非完全出 于自觉。他们已不再拘泥于传统的文人价值观念，而是对于 传统文人一向鄙视的科技和实业有了新的确认和现实选择， 如《官场现形记》作者李宝嘉，是带有浓重商业色彩的报人。 他本是“廪贡生”，原有做官的条件，但他不取此道，而是“下 海”办报。“使余而欲仕，不及今日矣，辞不赴， 自是肆力 于小说”。 ④

由传统的士大夫向近代市民职业知识分子转变，

这不但是李宝嘉个人的人生选择，也是晚清具有时代性的选 择。晚清的这批小说家，是一批悖离传统的人，是主动抛弃士 大夫的生活惯例而进入商业社会的。角色选择的变化意味着 一种新眼光的产生。事实证明，他们的文化选择和实践，促进 了中国文化和文学的现代转型，他们是中国最早开化的知识 分子。晚清政治、文化制度的极端腐朽，实际上是在为社会变 革积聚能量，李宝嘉等所处的时代，现存秩序和制度的悖谬已 经到了荒诞的地步，社会的变革只是早晚的事，那些曾经威重 一时的东西，譬如做官、求取科名等，在头脑清醒的知识分子 那里，已经丧失了权威性和合理性。

再次，晚清报刊业的迅猛发展为读书人创造了谋生与价 值实现的另一途径。读书人不再把求取科名作为实现自己人 生价值的唯一途径，他们也开始为报刊写文章，获取商业利 益。为获取商业利益，就必须迎合广大市民的文学品味和愤 激情绪。在政治、群情激愤的情况下，那些大胆质疑、泼 辣热烈的充满讽刺和谴责的小说作品正好满足了读者的心理 期待和文化需求，因而大受欢迎，这又反过来刺激作家的创 作，并影响作家写作手法的运用和艺术风格的形成。这也导 致了“谴责小说”的产生。

谴责小说出现的原因还与小说作者生活的区域有关。谴 责小说的作者大多生活在上海或与上海有着至为密切的关 系。在中国历史的近现代化过程中，上海是文化活动中心，是 中国对外开放的窗口，它连接着东方与西方。开放性的世界 眼光，不仅使作家们眼界大开，同时，在对东西两种文化的认 识上，也进入了一个新的境界，由此，才使他们观察认识事物 的视野、角度和深度有了改变。甲午战争之后，翻译小说的繁 荣，打开了中国作家的眼界，使中国作家了解了外域的科学、 民主的思想，因此出现了一大批如《官场现形记》之类的敢于 揭露和批判当时的社会黑暗的作品。

在20世纪初的短短几年时间里，出现了大量的谴责小说， 这类小说的大量出现不是偶然的，而是晚清特殊历史条件下 的必然产物。除少数纯粹追求市场利润的粗制滥造的模仿之 作外，这类作品饱含着作者对国家，对民族浓烈的关切之情， 蕴含着深沉的文化反思意识，是当时普遍社会情绪的反映。 结合上文分析不难看出，晚清谴责小说的兴起原因是多 方面的，不应该仅仅把它归纳为受“庚子事变”的刺激。 美丽的刘力说出“男人们怎么都混蛋到如此地步

了”这样的话也更进一步宣告了传统男性定位的土崩瓦解。 虽然男性形象如此的不堪入目，然而男权社会仍然存在， 它依然以强大的话语体系和行为体系压迫着女性，就算女性 再自我，再洒脱，再有个人意识，也无力改变性别上受压迫的 事实。这一点在小说中有着相当明确的体现，女主人公琦一 就意识到在这样的社会中“命运往往是不那么善待女人的”， 而在两性的战争中“女人消灭男人，仅仅是上帝捉襟见肘的臆

想，是不可能成功的，前途是渺茫的，绝无好下场的”。这并不 是女性的妄自菲薄，也并非是所谓的缺乏反抗精神，而是作者 清楚的意识到，来自男权社会的声音与力量太强大，身为女性 的我们暂时还不具备与之相抗衡的能力。

优秀的刘力在历尽一次次失败的感情后，发现自己“是一

个既不能当恋人，又不能当，也不能当老婆的人”，因为 “在我们这个男性社会里”，“当恋人需要温情和浪漫，当 需要旺盛的性欲和性感的外表，当老婆则需要忍辱负重，勤劳 吃苦”，不具备这三方面素质的刘力，在生活中只能屡遭失败。 就连那个小心眼，嫉妒心重的女人钱青青在被迫流产后，也发 出了“男人们把世界毁灭了，让女人去修补，一切罪过反而成 了女人的了，女人为男人受尽了罪”这样的愤怒呼喊。由此可 见，男权社会的传统观念深深的伤害到了女性，让她们历经痛 苦与失败却无计可施。

小说中报亭的女老板说过这样的话：“我就不爱看男人写

的书，那么自以为是，那么极端，女人在他们眼里不是美的不 食人间烟火在人群中难以寻找到，要么就变态，扭曲，一个个 像母夜叉，像怪物似的。男人懂女人吗？一个女人一生中能 找到一个懂得她的男人，那就是三生有幸，烧了高香了。”这样 的事实虽然让我们为女性感到悲哀与不值，但所幸的是女性 已经发觉并意识到了这种现实中的性别不平等，那么就已经 是一个很大的进步了。

三、幻想犹存，女性意识中的潜在依附性

诚如一些研究者所说，处于新时期的“女性作为已经获得 了意识的主体所具有的总体人生追求已经基本纳入健全发展 的轨道，然而她们在看待男人方面，虽然也已在很大程度上否 定了传统的男权价值秩序，但却依旧残存着传统价值取向的 痕迹。”这篇小说也是如此。虽然小说解构了传统的男性地 位，塑造了一大批外表猥琐，内心卑劣的男性形象，但是“仍然 遵循着传统的社会观念和故事模式”，炮制出了一个刚强而 伟岸的“男子汉”形象，即女主人公琦一的初恋和一生挚爱 ――柏林。

柏林是书中唯一正面的男性形象，他集所有男性优点于

一身，根本就是一个作者理想中的人物。他刚强勇敢，英俊挺 拔，从第一次见面就开始矢志不渝的爱着琦一，从不曾变心， 他从不让琦一有一丝一毫的为难，也不想破坏琦一现有的家 庭，只是自己品尝与承受所有的痛苦，到最后失去生命也是为 了他们之间的一句承诺。这样的男人，这样的爱情让人不禁 产生了质疑，它到底是为了与其他男性做对比而产生，还是源 于作家受传统观念影响的集体无意识？我们知道，传统女性 一直存在着依附的观念，希望能有一个强健伟岸的男性可以 让她们依靠。这种心理由于男权体系的强大而历史悠久，几 乎已经成为了女性共有的集体无意识，就算到了新时期，就算 女性的地位得到了提高与改变，这种无意识还是会深深影响

着女性，因为这是“深厚久远的民族传统文化心理惯力”。［5］ 所以作者虽然有了明确的女性意识，是新时期的女作家，她也 无法突破这种无意识而产生不自觉的“依附”，塑造出柏林这 样一个理想中的“男子汉”形象，消解了强大的女性意识。柏 林最后失去了生命，这段传奇的爱情也消失殆尽，幻想中的 “男子汉”在也理想中退位了。可是我们却在其中感到一种遗 憾，已经分不清是作者的遗憾还是读者的遗憾，或者两者皆 有，因为我们同为女性，在现阶段始终还是突破不了两个巨大 的牢笼，一个名为“幻想”，一个名为“依附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