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红楼梦庸俗生活理想的批判

新版《红楼梦》我看了前2集就再也受不了了，前些年我好像和人争论过哪种性别更易读懂这本书，男人很难还原以女性角色为主的创作心态，女人则有将整部戏庸俗化，物质化的风险，如今这些判断都应验在李少红的版本上。我好像还说过应将它列为“”，它对女性产生的更多是极坏的影响，即羡慕美型，虚假的浪漫恋爱，崇拜金钱和享乐主义，等等，这些原本也都是女人的天性。这些天也没少讨论美国的帝制，突然意识到恺撒和贾宝玉的少年生活是多么地相似，都是日趋没落的显贵之家的子弟，才华横溢，被寄予厚望却都令人失望，最糟糕的是身边只剩下一众妇女，阴盛阳衰的环境对培养他们的男子气概，树立建功立业的决心是非常不利的，从日后的发展来看，这两个人也都挥霍成性，属于及时行乐那一派人，“爱”在这二人理解中无非就是四处沾花惹草，区别是意志更坚定的那个最终建立起完全以自我意志为中心的更偏执的家族信仰（神统），意志力较弱的则没能振兴家业，反而遁入空门，在尘世间一败涂地了。太虚幻境里的贾宝玉是现实世界里恺撒的影子，有了这么一个参照物，撒路斯特和西塞罗对恺撒的“权威”评价就站不住脚了（他俩是分量最重的与恺撒同时代且共命运的批评家），就像我身边那些人对子虚乌有的“公主联盟”的想象，他们的逻辑是，日后掌权的王或女王童年时期就已树立起统治世界的理想，并以可见的联盟去保证这一理想的实现，按照西

塞罗的说法，儿童时期的恺撒已经知道自己有一天将埋葬共和国，缔造一个东方式的帝国了，既然他很有可能与庞培是发小，三头同盟应该只是“王子联盟”自然演进的结果。当然从中国人的角度看，恺撒与庞培的关系可以类比于曹操与袁绍，都是儿时的朋友成年后变质为争夺天下的死敌，但我们从曹操的自我定位中也可看出他对称帝建国信心不足，华夏民族忠君爱国的传统根深蒂固，不能接受外族篡位者，这在竞争对手被灭绝之前可能在上对本人不利，恺撒的情况也是一样，庞培只是制造了一个为捍卫共和理想而死的英雄形象，最后他还是死在共和党人手里，他预感到共和党人将对他不利，却自负到没采取应对手段，反而对用制度确立合法更加耿耿于怀了，这也证明少年时代的恺撒并没有历史学家吹嘘的那样志向远大。高贵的出身和稀世政治才华并不一定带来成功，贾宝玉就是成年恺撒的另一种可能性较高的命运，《红楼梦》将男人的征服欲贬低为占有女人，将英雄的骄傲和特立独行改造成游手好闲，贾宝玉是现代人庸俗生活理想的最佳代表，“崇尚个性”只不过是那些懒人，笨人逃避现实，逃避在现实世界里勤奋刻苦，追求功名的借口，《红楼梦》因而成为分子必读的“圣经”，他教导你如何逃避社会义务和家庭责任，如何用变着花样的吃喝玩乐，淫乱放荡满足你的“精神文化需求”，只要你能这么过一辈子还幸运地没有败家，它就将被富二代和中产阶级年轻人们定义为“和谐社会”的标准竞相追逐，一个由外表华丽，内心空虚的一票庸俗妇女控制的男人统治的社会主义国家将会如何收场，小说结局正是对它命运的预言。

恩格斯说，“妇女的前提是返回公共劳动，使家庭不再成为社会经济单位”。他提出了使女性摆脱奴隶地位的具体措施，可我在中国这个号称马列理论实践的社会主义国家里看到的全然相反的社会现实，由于人民参与政治的机会并未比封建时代提高很多，女性对家庭生活的依恋甚至还普遍高于男性，这使红学而不是马克思哲学更符合中国女性的精神需求，使她们变得比曹雪芹时代的妇女更像奴隶，如果说封建社会的妇女是被动地被视为如同牲畜般的“家庭财产”，你至少还能以“女性没有选择权”为她们的辩护，可现代女性则是主动要求扩大家庭的概念，她们将家庭视为人生理想的终点，视为命运的“完满”，而不将它看成在社会之外对女性的第二重压迫，和个性的牢笼。不是只有马克思主义者才坚信“社会劳动是实现个人价值的唯一途径”，这也是资本主义制度的拥护者们所达成的共识，然而千百年来正是家庭，或“以男性为主体”的父权家庭（无论实际管家的是丈夫还是妻子）造成女性精神和思想从未得到过类似于男人在社会和自然中的锻炼而有所发展。少年时代的恺撒是物质和制度的奴隶，他当时是一个十足失败的人，而女人则是更为不思进取，在迷梦世界里苟延残喘的“奴隶的奴隶”，我哥哥或其他父亲们丝毫不用担心刚刚兴起半个世纪的女权运动会动摇他们的权势，因为在我们的时代里，主动排斥当奴隶的女人实在太罕见了，她们比封建时代更依赖家庭的资助和保护，依赖于父亲，丈夫，情人的“包养”，满足于与这些男人维持利益的共生关系，而不是努力做一个和他们平等

的“人”。其实每一个女人在心底都是一个林黛玉，她们不仅自己抵制个人奋斗，厌恶社会实践，崇尚个人与个人之间那脱离实际的，不经大脑的虚伪的“恋爱”，她们也憎恨为了追求个人价值而力求入世，博取功名的女子，她们当然更看不起实用主义的婚姻，这才是黛钗之争所蕴含的如此晦涩，却又重要，深刻，沉重的社会学意义。林黛玉竭力表现得锋芒毕露，个性，骨子里却是个能瓦解男人意志力的传统封建妇女，因为她没有本事自食其力，她拒绝融入社会，当然更没指望撑起自己那“半边天”来和父权主义者打擂台；薛宝钗无疑拥有较为光明的前途，我在《薛宝钗是理想的女人但不是女人的理想》中说她最适合的职位是“最高评议会议长”（帝国宰相），如今回想起来似乎是对历史的更偏向目的论的阐释，这是最不科学的研究历史的方法，和西塞罗说小时候的恺撒的梦想是成为“帝国皇帝”一样荒诞不经，但“但不是女人的理想”这一判断仍然一针见血且绝对经得起时间的考验，如果我们时代的女性全都以薛宝钗为奋斗目标，甚至把她当成塑造个性的模板，不说取代男人统治世界吧，至少应该实现“男女共治天下”，而不是让女人仍旧停留在那样可耻，低俗，难堪大任的近似牲口棚的位子上，还自以为活得比较满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