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时期先进知识分子选择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源头探讨

五四时期先进知识分子选择马克思主义的

思想源头探讨

汪

越

（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北京100871）

摘要：五四运动在中国近代史上是一个重要转折点，反映着20世纪中国知识界在意识认同方面的深刻危机。面临着双重危机的知识分子在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之间，在现代化与民族之间，寻找到了现实和理想的结合点，即马克思主义。

关键词：五四时期；中国先进知识分子；马克思主义；思想路径中图分类号：K261.1；D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477（2018）06-0005-05

关于五四运动前后先进的知识分子选择马克思主义的原因，以往的研究往往集中于三个方面：一是当时社会环境的影响，二是马克思主义同中国传统文化存在诸多相契合之处，三是由于国内外形势的变化。①对于这三个部分的分析，之前的研究者已经研究得相当充分，本文则试图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之上进一步从思想史的角度挖掘五四时期先进知识分子选择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源头，说明为何当时同时接受了东西方思想熏陶的中国知识分子最后既没有回归传统文化，又没有导向西方文化，而是选择了马克思主义。

一、五四前后中国社会整体的思想文化背景——危机的时代

五四时期各种思潮产生的原因最早可追溯至1840年鸦片战争，自那时起，西方文明以各种不同形式逐渐破坏了传统文化的稳定性和连贯性，影响

了中国思想和文化的发展方向。以费正清、施拉姆为代表的西方学界借用和发展了汤因比历史研究中的“冲击—反应”范式，以“刺激—反应”范式来分析这一时期中国思想的变化和发展，认为西方思想的传入是对中国思想界的巨大刺激，中国在对西方这种刺激的反应中开启了自身的现代化转型。这种转型伴随的是在中国维持数千年的“普遍王权”的政治秩序土崩瓦解，中国人在政治社会上失去重心和方向，不可避免地导致了文化道德秩序的破坏，从而牵连到更深一层的文化危机。以反对中国传统文化遗产为旗帜的激进的五四运动，反映着20世纪中国知识界在意识认同方面的深刻危机。

这种危机首先表现的就是以儒学为代表的传统文化的危机。在传统中国，儒家文化曾经长期扮演了主流意识形态的角色，它不仅有一套完整的宇宙观、人生观和社会政治文化，而且其背后还有整

作者简介：汪越（1992—），女，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

会科学版），2002，（1）：49-52；张高臣.五四时期中国先进分子接受马克思主义的人文根源[J].东岳论丛，2007，28，（2）：157-160；申亚琼.试论五四时期中国先进人士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历史成因[J].淮海文汇，2010，（6）：3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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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参见：彭平一，汪建华“五四”.时期中国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心理认同基础[J].湘潭师范学院学报（社

个基层的宗法家族制度和上层的大一统王朝帝国制度作为建制化的保障。[1]然而列强入侵使得人们看到禀受“天命”的王朝抵御不了“蛮夷”的入侵，从而产生对清王朝政权合法性的质疑，直接的后果就是传统中国的价值系统不再坚如磐石。随着的建立，大一统王朝帝国制度解体，宗法家族制度式微，这些从根基上动摇了儒家意识形态的社会基础，从此中国古代传统的儒家思想成为缺乏社会基础的空中楼阁。1911年辛亥成功“中华”成立，先进的知识分子还没来得及为此欢庆，便发现他们心心念念的新王国并不如他们期望的那般理想。袁世凯不但未能致力于恢复中国的稳定与和谐，寻求国家，反而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肆无忌惮地推行篡权窃国的活动，打着儒教的幌子企图恢复帝制。民族主义情绪和辛亥的失败所带来的极大的烦躁与极深的痛苦，使得当时的知识分子无法冷静地将儒教与传统的帝制剥离出来，而是将其作为中国社会的旧成分而一并。陈独秀就表示：“孔教与共和乃绝对两不相容

之物，存其一必废其一，此义愚屡言之。”[2](p263)李大

钊也说孔子是“数千年前之残骸枯骨”和“历代帝王之护符”。[3](p258)袁世凯的复辟活动直接导致了激烈的知识分子越来越与中国传统的核心价值体系疏离，投入以彻底抛弃中国过去为目标的思想。

另一方面，五四时期的文化危机还表现为主要以自由主义为代表的西学的危机。从1840年以来，中国的转型是伴随着一个效仿西方和变革传统的改革的过程。“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中国近代几乎所有重要的社会思潮都受到了西方文化的不同程度

的影响。”[4](p4)

西方文明的输入，建立在近代中国人

对自己的文化与文明深刻反省的基础之上，西方的侵略使得“天朝帝国万世长存的迷信受到致命的打击，野蛮的、闭关自守的、与文明世界隔绝的状态被打破了”。[5](p779)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的80年间，不同的阶级、阶层和集团带着各自的目的，都参加了学习西方的活动。然而，“西方实质上像一个人面兽，一半是人，一半是兽。人性的一面使西方享有民主、平等，以及言论和宗教自由……西方兽性的一面使它犯下了违反人性的巨大罪行。大、殖民主义、帝国主义、贩卖黑奴、种族歧视及世界大战，都仅仅是西方过去犯下的残暴罪行的一部·6·

分。……只有那些对西方有丰富经验，并且认识到其人性和兽性的人，才能可能对西方形成深刻的理

解。”[6](p155)

可是“一战”以前，近代的中国人对西方的

看法往往徘徊于两极之间，要么一味地拒斥，要么一味地美化，很少有人能够深刻地认识西方文明的两面性。于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刚结束，先进的知识分子还在为“公理战胜强权”欢欣鼓舞，幻想人类平等和平的新世界秩序到来的时候，就被巴黎和会上英法美诸列强蹂躏“公理”的“强权”的行径沉重打击。“巴黎的和会，各国都重在本国的权利，什么公理，什么永久和平，什么威尔逊总统十四条宣言，都

成了一文不值的空话。”[2](p461)如果说中国早期现代

化运动伴随着一个西方的发现和西方化的过程，那么，巴黎和会就成为了西方幻灭的标志，这种幻灭深深地刺痛了当时中国的知识分子，刺激了中国的民族主义，引发了一场席卷全国的反帝爱国运动——五四运动。

五四时期整体的社会背景就是两次危机笼罩了当时的知识界，儒学在道德伦理、文化精神和价值认同方面产生了全面的危机的同时，强权战胜公理又导致中国人对西方失去信心。[7](p8)

二、五四时期知识分子选择救国路径的思想前提五四时期的知识分子遭遇的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的两次危机，实际上也反映了当时中国所面临的双重挑战，“一方面，中国要跟上时代，学习西方的现代性，实现现代化，同时又要抵御西方的霸权……而这对于中国的文化选择来说，正是尖锐冲突

的。”[7](p8)但是民族与西方现代化转型的冲突其

实并未受到当时的知识分子的充分重视，在他们的蓝图设计里，现代化与民族往往是合二为一的。中华民族并且兴盛是几代启蒙思想家的最基本的思想动力和归宿，“无论他们提出怎么样的思想命题，无论这个命题在逻辑上与这个原动力如何冲突，民族思想都是一个不言而喻的存在，一

种绝对的意识形态力量。”

[1](p48)

为此，五四时期先进知识分子最为关注的就是中国如何由当时沉沦的现实通往理想的未来的途径，尤其是一种能够同时解决现代化与民族双重问题的总的路径。在经历过洋务运动、戊戌变法以及辛亥等诸多改革的失败之后，五四时期的知识分子似乎产生了这样一种共识，那就是解决中国问题的根源在于思想文化，如果要进行意义深远

的政治和社会变革，基本前提是要先使人们的价值和精神整体的改变，然后才能实现其他方面的变革，文化变革为一切必要变革的基础。在这样的思想方的指导之下，近代中国的知识分子或是从中国传统经典中寻求解决之道，或是借来西方的各类思想以期成为中国社会改造的基本方案。然而无论是中国传统文化还是从西方借来的诸多思想都无法解决前文所述的双重挑战之间的内在矛盾，原因就在于中国传统儒家文化在近代知识分子内心深处所奠定的心理文化前提——寻求世界本源的传统。

传统儒家向来强调“格物致知”，强调研究事物的原理法则进而总结出关于世界的总的看法，它的根本落脚点就在于获得对世界本源的认知。“所谓，在儒学大师那里指的是宇宙生存和发展的

终极精神实体。”[8](p106-113)五四时代的反传统思潮使

得作为传统儒学本源的“理”陷落了，但是并没有就此中断当时的知识分子对宇宙本源的追寻。青年就十分看重洞悉和掌握宇宙本源的意义，当动天下之心，而不徒在显见之迹。

动其心者，当具大本大源。”[9](p84)

如果对这样一种本

源理论进一步分析的话，就会发现，只要掌握了本源，就能解释宇宙一切现象，在社会历史中就表现为本源藏在历史表象的背后，支配着历史的发展。那么必然包含一个逻辑前提，万事万物都与本源相联系而又都受到本源支配，这种思想也是中国古代儒家朴素辩证法当中万事万物相互联系思想的表现。进一步推理下去，这样一种一元本体论的思想所带来的结果就是，因为万事万物都与本源相联系而又都受到本源支配，从而走向一元论的思维方式。而思想文化变革又是社会其他变革之基础，结果就是认为中国传统每一方面均是有机地经由根本思想所决定并联系在一起。同样的，西方社会的各个方面也是不可分割的整体。一种思想意味着的是思想背后整套的社会运行机制，东西文化也就意味着东西社会截然不同的两种社会秩序。由于他们出于不同的本源，故而完全不能兼容，互相之间是根本排斥的，所以东西文化之间，只能选择其一：要拒斥，须全盘的拒斥；而要接受，则须全盘的接受。无论是胡适、陈序经等人所提出的“全盘西化论”，还是新文化运动中的“全盘反传统”，均是这一思维方式导致的结果。

这样一来，可供选择的路径就剩下了两条，或

是保留传统以及中国传统的社会秩序，或是向西方学习，全盘接受西方。前一种显然是不能为当时先进的知识分子所接受的，自严复翻译《天演论》以来，几乎所有的知识分子都迷信于进化论，并且认为进化论解释了近代中国落后的根源。最典型的表现就是，《新青年》杂志在新文化运动前期始终贯穿着进化论思想，无论讨论什么问题，几乎每篇文章都毫无例外地要援引达尔文的“生存竞争”“适者生存”和“自然淘汰”等等当时的流行的口号。如陈独秀说：“夫生存竞争，势所不免，一息尚存，即无守

退安隐之余地”，[1](p92)“优胜劣败，理无可逃”，[1](p114)

瞿

秋白说鲁迅“一向是相信进化论的，总以为将来必胜于过去，青年必胜于老人”。[10](p540)这种思想文化背景使得探求现代化之路的五四时期的先进知识分子显然不可能去选择已经被认定是落后文化的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在袁世凯复辟的时间背景下，他们更将中国传统文化一并打入了废纸篓。那么似乎只有全盘西化的唯一路径了，然而这条路也是走不通的，除了前文所提到的巴黎和会西方强权严重挫伤了当时知识分子的民族情感之外，全盘西化在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都无法实行。在理论自身，将五四时期的知识分子整合在一起的是一种来自共同理想的内在同一性，表现为对传统中国文化的否定态度。而在新的社会建构理论方面，当时的知识分子引入了各式各样的西方思想，但这些被搬来的各种新思想并非原生于中国自身的社会结构和历史过程，与中国社会缺乏内在的历史与逻辑联系，知识分子对这些思想的理解往往也只停留在浅层的价值判断层面。由于借西方文化以救国的那些知识分子在理论上缺乏必要的逻辑阐释与统一的方基础，从而无力建立起一整套对于自然、历史现实和未来的逻辑严密的思想体系，没有给人们提供制度化和系统化地进行社会改造的途径。当这样的理论试图投入实践时，往往就变得不堪一击。在现实中，支持全盘西化的知识分子在五四时期提出了两条截然不同的改革路径：一部分支持渐进式的改良，一部分则认为需要一场彻底的。然而支持改良的知识分子没有注意到，改良运动想要成功必须具备作为前提的一个相对稳定的社会、政治与文化秩序存在，在这样的秩序之内才有逐项改革的可能。可中国当时的政治、社会与文化秩序皆已解体，面临着可以用内忧外患来概括的严峻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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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源’“欲动天下者，验，人们急切地需要一个能够整体性解决问题的途径，仅仅是针对具体问题的局部改良无法满足人们的需求，但那些知识分子也提不出能够达成总体性解决的办法。另一方面，主张彻底的知识分子由于理论自身的困境以及其自己的阶级局限性，无法充分地发动群众，往往只停留在口号的层面，始终是少数人的运动。这一部分知识分子后来要么转向了马克思主义，要么与反动势力同流合污，最终走向破产。

五四时期的知识分子在面对双重挑战时似乎面临的是两难选择，然而由于思想自身的内在矛盾与外在环境的严峻现实，使得这两难选择的背后其实是无法选择。在这样的情况下，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为他们带来了第三条道路。

三、马克思主义成为五四时期知识分子的最终选择

巴黎和会使得当时知识分子心中西方形象的崩落的同时，伴随着的是亲苏俄的社会主义思潮的兴起。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最早可以追溯到18影响是极为有限的。直到年，但在五四运动之前，1919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年春，巴黎和会列强的分赃丑闻，击碎了知识界的幻想，西方不再是知识分子从前向往的现代性典型，而成为欺凌和掠夺中国及东方民族的强盗。李大钊愤慨地说，“这回欧战完了，我们可曾做梦，说什么人道、和平得了胜利，以后的世界或者不是强盗世界了，或者有点人的世界的彩色了。谁知道这些名辞，都只是强盗的假招牌。我们且看巴黎和会所议决的事，那一件有一丝一毫人道、正义、平和、光明的影子！那一件不是拿着弱小民族的自由、权利，作几大强盗国

家的牺牲！”[11](p1)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巴黎和会

结束不到一周，苏俄发表第一次对话宣言，宣布苏俄将放弃帝国主义时代在华的一切，这份宣言一经发表，旋即引起巨大反响，知识分子纷纷将注意力转向这样一个与欧洲列强的表现大相径庭的新生国家。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使知识分子天然地亲近这个第一次承诺废除对华殖民跳跃和在华的国家，包括它的建国理论。之后的三次思想文化论战，极大地扩大了马克思主义的影响。自此，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才彻底脱离西方思想体系，成为的一种思想流派，与自由主义、·8·

文化保守主义并称为近代中国三大思潮。

何以在近代中国三大思潮当中，先进的知识分子最终选择了马克思主义并将其付诸实践呢？主要因为马克思主义自身的理论特性，既满足了当时时代的要求，又迎合了先进知识分子的思想要求。

五四时期的总体的时代背景就是危机的年代，东方与西方的双重危机与中国面临的双重挑战，使得知识分子在两难的选择面前驻足踌躇。然而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反资本主义的外来文化，首先它不属于中国的传统文化自身的价值观，使得那些对中国传统文化彻底失望的知识分子不至于担忧传统的复辟。其次，马克思主义自身又是一种反资产阶级的社会思想，适应了五四时期民族主义对西方文化的怀疑，比如在分析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原因的时候，马克思主义者指出战争的真正原因是资本主义的发展要求帝国主义国家发动战争以扩大自身利益，巴黎和会中国外交失败的实质是帝国主义联合中国买办阶级和封建阶级压榨中国人民，这样就把当时中国人对“洋鬼子”的厌恶感，提高到了理性认识。而与此相对比的是，不少自由主义的知识分子只是号召人们“学习西方”，不理解、甚至是无视侵略“学生”的事实。正是在一系列现实问题的解决上，马克思主义者渐渐获得了广大知识分子和人民群众的支持。虽然就像当时的启蒙者们可能并未认识将现代性与民族目标合二为一的思想逻辑的内在矛盾一样，当陈独秀、李大钊等人起初试图用马克思主义来完成启蒙的任务时，他们可能也并不清楚这个强有力的武器本身已经包含了对启蒙主义命题的否定。[1](p48)但是历史证明了，只有作为“西方的反西方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才能够克服近代中国现代化与民族并举的双重挑战，既不会因为现代化向西方倾斜而失去民族自身的核心价值，又不至于固守民族性而停滞不前。

从当时先进分子的思想源头来看，马克思主义是当时最符合他们所设想的社会理论，这表现在三个方面：

首先，马克思主义为中国先进知识分子普遍渴望解决的社会问题，提供了比其他西方思想更为现实更有号召力的解决方案。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对主义前景的瞻望，为当时中国知识分子提供了热烈的激情，而另一方面的具体实践又为中国知识分子提供了完整的、逻辑严密的世界观、

“先生老师”方，以及能够把大多数中国人组织起来进行的直接的思想武器。由于马克思主义作为理论工具强大的可操作性，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五四知识分子，迅速地从新文化运动中的借思想文化改变社会模式转向了实际的政治斗争，而马克思主义也在实践中，不断证明自身的科学性。

其次，马克思主义“根本解决”中国问题的思路符合知识分子本源论心理基础。马克思主义作为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唯物史观基于历史发展必然性的社会政治设计可以解释当时中国的诸多问题，科学社会主义勾画了未来社会的图景，阶级斗争理论则是可以把大多数中国人组织起来参与运动的方法，在坚持一元论的近代五四知识分子心中，中国的诸多问题也是不能切割的，必须整体解决，马克思主义也是不能分割的，必须要整体引入，唯物史观对社会历史层面的完整解释更是符合一元本体论对世界本源的寻求这一思路。李大钊就指出，“依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社会上法律政治伦理等精神的构造，都是表面的构造，他的下面有经济的构造，作他们一切的基础。经济组织一有变动，他们都跟着变动，换一句话说，就是经济问题的解决，是根本解决。经济问题一旦解决，什么政治问题，法律问题，家族制度问题，女子问题，工人街坊问题，

都可以解决。”[11](p37)“专取这唯物史观（又称历史的唯

物主义）的第一说，只信这经济变动是必然的，是不能免的，而于他的第二说，就是阶级竞争说，了不注意，丝毫不去用这个学理作工具，为工人联合的实际运动，那经济的，恐怕永远不能实现，就能实现

了，也不知迟了多少时期。”

[11](p37)

其三，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契合。尽管马克思主义是在全盘批判儒学的社会历史背景下传播的，但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的联结也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与确立成为现实的关键。除了之前所说的本源说之外，传统文化中的“大同社会”与马克思主义的主义理想之间也有某种契合和相通之处，五四时期的知识分子在宣传社会主义的时候经常将其与大同思想联系起来，比如陈独秀在书信中就提及“来书谓‘未来之世界，必趋于

大同。’此鄙人极以为然者也”，[2](p268)在宣传时社会

主义学说时提出，“我想各国的人民若是都渐渐明白世界大同的真理，和真和平的幸福，这种偶像（指

国家）就自然毫无用处。”[2](p313)李大钊则认为“今日

的Democracy不仅是一个国家的组织，乃是世界的组织。这个Democracy不是仅在人类生活史中的一个点，乃是一步一步向社会大同进行的一个全过

程。”[3](p604)

同时，儒家济世救民的圣人情怀也让他们

坚定了马克思主义的道路。此外，对客观世界采取积极的态度，主张入世而非出世；重视社会现实问题，讲求实际和实践；依赖人间实有力量，而不是借助人间的力量等等。中国传统文化和哲学思想中所蕴含的唯物主义和辩证法，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与发展并为人们选择和接收的文化基础。[7](p10)

总之，通过思想史的考察，可以发现，马克思主义由于其自身的优越性，成功解决两难选择之下知识分子原本所面临的各种无解难题，成为他们得以选取的“第三条道路”，五四时期的先进知识分子自然而然地接受并选择了马克思主义，并从此投入了新民主主义的历史洪流中去。最终在中国党的领导下成功地实现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建立了新中国，中国的历史开启了崭新的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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