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言的山丘》

在20世纪的文坛里，有一位扎根脚下土地写作，启发和影响了无数后来人的作家——陈映真。

20世纪的，在短短几十年的时间里经历了殖民、光复和隔绝的不同社会阶段，这种急剧的转折难免使社会感到迷茫不知方向。作为文坛赓续五四传统的作家和思想家，无论是在殖民还是两岸隔绝的时代，陈映真始终以“我是一个中国人”的立场写作，塑造与中国历史与文化的深厚联系。

陈映真的文字带有强烈的民族意识和底层关怀，他以“风浪一样强烈、火把一样灼热的语言”记录下了彼时处于风雨飘摇中的社会百态，他也被称为“的鲁迅”，以对社会嬗变的深刻体察及深切的人道主义精神，影响了一代文学青年和知识分子。

《鞭子与提灯》精选了陈映真1960年代的散文、文论，为首次出版。本书由 东海大学社会学系特聘教授、福建师范大学闽台区域研究中心客座教授、陈映真研究领域代表性学者赵刚编选，并附有赵刚教授的长篇导读，系统梳理了陈映真的成长经历与写作主旨，可以帮助我们快速把握陈映真文字与思想的精髓。

20世纪文学家、思想家、社会运动家，被称为“的鲁迅”

永远以弱者、小者的立场，去凝视人、生活和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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殖民地的孩子

文/赵刚

一九四五年，光复时，陈映真是莺歌小学的二年级生。前一年，生养两家都因战争疏散，从竹南搬到不远的莺歌镇——那是一个有着“六十支陶瓷工厂的烟囱”与一家大焦炭厂的工业小镇。因此，陈映真对故乡的记忆总是与烟尘、煤灰、运煤的小火车，与被烟灰熏得不辨眉目的工人连在一块儿。被日本殖民统治末期，工业小镇自然也是盟军的空袭目标，镇后有一个当地人唤作“后壁山”的小山，是幼童陈映真流连之所，山上有一个“水螺”（防空警报器）。

《稻草人》

陈映真晚年回顾自己的文学养成，说他是“殖民地的孩子”，在莺镇还读了“一个学年的日本书”。一九四五年秋天，“殖民地的孩子”见到了张灯结彩焚香祭祖迎来了光复，以及齐来的“祖国语文教育”的恢复。在一九四五到一九四九年之间，虽也先后被全中国范围的、社经失序、民怨滋起，以及国共内战的浓云所笼罩，但也终于迎来了两岸隔绝半世纪之后前所未有的密集交流；很多知识分子、文艺工作者来到了，包括教科书在内的各种出版物也源源流入岛内。

诚然，其间也发生了不幸的一九四七年的“二·二八事件”。但更不幸的或许是它的诠释被分离主义扭曲垄断，成为“”的“理由”。据我看来，几十年来主流的“二·二八”叙事是建立在四个缺陷上。

首先，绝口不提战后颟顸的“”在全中国范围内对敌伪占领区进行的“劫收”与“歧视”所引起的普遍，而单说“人的悲情”。

其次，不曾借此回顾批判与反省日本殖民对民族认同所造成的伤痛扭曲。陈映真忆及“二·二八事变”，说当时十岁的他，看到“五六个故乡复员原日本兵，穿着破旧的、并不齐套的皇军军服，唱着日本军歌，在关门闭户的小街上，踩着军步，渐行渐远”。

其三，无视暴力的弥散化，单方面把“人”说成纯粹的、仅有的受害者。少年陈映真当时也见到“在莺镇的小火车站前，一个外省客商被人打在地上呻吟，穿着长袜和黑布鞋的脚踝，浆着暗红的血渍”。

其四，夸大了“二·二八事件”所造成的包括两岸知识分子的省内外人民之间的冰对时期。事实上，如蓝博洲的写作例如《台北恋人》就指出了，事件后不到一年，进步求变的“新民主主义”热风就跨海而至，驱动省内外知识分子重新展开热切交流。很多人，尤其是知识青年，逐渐明白美国所支持的那个依恃暴力而非理想的白色政权，在也是不得人心，于是得以从“二·二八”的一时幻灭中走出，找到“红色祖国”的新认同；风气所致，当时的进步刊物如《文萃》《观察》，也都在市面上流通。

《香蕉天堂》

然而，一个朝向更大的理想的两岸人民的团结，以及在此之下重新认识“二·二八”，在一九五〇年之后，都变为不可能。我们固然不知道小学三年级生陈映真在“大人们噤声谈论着（二十一师）横扫台北，眼色中充满了恐惧和忧愁”的当儿，是如何感受理解“二·二八”的，但那充满各种危机与问题的短暂的“统一”的几年，可能远远不是我们今日对它极度意识形态化与极度简单化的历史书写所能再现的。

例如，在那几年的“祖国语文教育”中，少年陈映真还是可以读到鲁迅、朱自清，与巴金等人的文章，甚至还观看过战后担任小学校长的父亲从鲁迅小说《风波》改编的剧——这是多年后陈映真追忆剧中人“七斤嫂”的怪名而知其所以的。少年陈映真是在一个迥异于一九五〇年后全面断绝、冷战意识形态严密控管的知识与教育氛围下成长的。他与战后出生完全在冷战时期教育下成长的青年，的确是不同的两个世代。

“殖民地的孩子”在小学二年级之前的日语环境，让他日后除了大学主修的英语外，也能继续透过自修，打开另一扇认识世界的窗子。殖民为痛，但掌握了日语却又对陈映真在白色恐怖下获得知识信息助益甚大，例如他在台北市牯岭街旧书摊如获至宝搜得的爱德加·思诺的《中国的红星》，就是日译本。

日后，大约是一九八〇年代初，陈映真得以在当时绝对前锋地接触第三世界文学，尤其是东亚的菲、泰、韩的文学，也是透过日文翻译。以日文为媒介，陈映真可以知友，也可以知敌。他在一九六〇年代就读过了在日“”大佬史明以日语写成、其后成为“史观”张本的《人四百年史》。

这让他对日本殖民遗留与“”的亲密关系，产生了同时代他人所没有的警觉。这让陈映真在一九七七年乡土文学论战时，第一时间就精准嗅出始作“”文论者叶石涛的“史观”脱胎自史明。日本从来就不曾真正外在于——它的前殖民地。陈映真对此早有体悟。

一九六〇年的小说《死者》里所描述的主人公家里墙壁上挂着“一帧抗战期间的委员长的画像：精神而且豪华。下面则是一张印着笑着的日本影星若尾文子的日历”。这样一种蒙太奇不就是寓意了与日本的一种尴尬的结合！

光复，意味土地与人民重归祖国，但并不意味“殖民”随光复而云散。我常疑心，对于命名如此敏感的陈映真，为何给头一篇创作的小说的主人公起了“康雄”这个日本风名字？光凭这个名，我们就有理由说陈映真在他的创作之前就已思考过光复后的殖民问题了。同一年的小说《死者》更是直面殖民对一个家庭所造成的几乎可说是“一家两国”的撕裂后果。

《无言的山丘》

“光复”终结了日本官式殖民，让重归祖国。虽然这是一有不凡意义的历史事件，是包括同胞在内的四万万五千万中国人民，以及世界反法西斯主义斗争的奋斗与牺牲所取得的成果，但对之后的历史进程而言，“光复”的历史意义则又不可过度放大。一九四九年后，两岸隔绝，再度与当代中国进程断裂，才出现不久的两岸交流又告中止。

一九五〇年朝鲜战争爆发，“”确立，海峡冰封尤酷于日本殖民时期。在此“隔绝”下，展开了由上而下的土地改革，全面瓦解了左翼社会运动的基础，同时也意料之外地造成了日后地主阶级转向分离主义的后果。历史记忆也被权力改造；中国现代史（尤其是一九二〇至四〇年代的历史）被撕页、涂改、扭曲、生造，以致面目难辨。与祖国分离的同时，当局快马加鞭奔向美利坚膝下，从学术思想到面粉牛乳全面美国化；举例言之，当局的教育与医疗的结构、思想甚至语言，就立即从战前的日本式跳接美国式。“新殖民”与旧殖民几乎无缝接轨。陈映真的一生，就是在反抗这个几乎可说是无缝接轨的新旧殖民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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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

文/陈映真

与日本

殖民地的历史，受帝国主义侵辱的民族的历史，就是这样自觉地把握了像这类诸事件所连锁起来的历史。像这样的历史——由于意识上的自觉而与自然的时间之流转断绝了的历史中，在五亿、八亿、十亿人民的中国，不知道还有多少更生动、更惨痛、更难于忘怀的事件。正是这些事件，构成了近代中国的历史。也正是这些事件，构成近代中国文学的文学主题。

在帝国主义下的，日本殖民下受害者的心灵和反抗，构成了殖民地抵抗文学的主题。由于复杂的原因，他们的文学，要一直等到七〇年代以后，才重新恢复了它们应有的地位。最近，这些文学经过整理、移译，结集成书，公之于世。它将是中国在帝国主义下的近代文学的宝贵遗产，成为我们民族永远的鼓舞、启示和教育。

但是，如果也要把“皇民文学”当作“受害者的文学”的一部分，加以粉饰，是不能答应的。不错，记录了以自己的民族的血液为污浊，以“精神的系图”为言而欲奋力成为“皇民”的文学，当然是受害者——民族自尊受尽摧折——的文学。

但是，我们也不能忘记，这种“受害者的文学”，在鼓舞“翼赞”日本南侵的“天业”的一刻，变成了加害者——不仅加害于中国，也加害于南洋人民——的文学。把这样的文学移译出来刊载，当作反面的好教材，是可以的。但决不能以它是同为“受害者的文学”，作为存在的价值。否则，我们怎么面对瘐死日本特务狱中的抵抗运动的志士们？

《香蕉天堂》

今天，我们绝不是想要清算这些“皇民文学”。今天，我们也绝不是要清算——甚至报复——日本在历史上对中国所犯下的重大罪恶。我们聚集在这里，为的是要告诉全世界：中国人民永远不要忘记这一个历史上重大的教训。今天，日本人以西装、革履进出于中国、韩国、菲律宾和泰国，以资本、技术、商品和独占性的经营，攫取了多于当年日本帝国主义军阀所欲攫取者更多的物资，摧残了更多东亚其他民族的经济和文化，引起东亚各民族普遍的和反抗。今天，我们聚集在这里，正是要告诉这样的日本人：中国是不可战胜的，中国人可以恣意加以侮辱的日子，是永远一去不返了！

日本是东亚各民族中，第一个幸运地走向现代化的国家。不幸的是，当她建设成现代化的国家以后，不但没有帮助同在东亚的其他比较穷困落后的兄弟民族，反而把眼睛向西看，学会了一身帝国主义把戏，反过来侵侮她的近邻民族，而遭逢了败战的苦果。

然而，败战似乎没有给予日本以足够的教训。最近，军国主义思想不声不响地编入日本的教科书；最近，二次大战的甲级战犯，被日本当局偷偷地迎进国家的神社。日本在朝鲜战争和越战中，不但发了一大笔战争财富，也完成了可以迅速转化为军事工业的现代工业结构。在美国势力的退潮中，日本也企图扮演起世界的角色。

对于这样的日本，应该有充分的警戒。中山先生告诉我们：我们要自己强盛——不是为了要欺负别的民族，而是为了要抵抗强权，扶助弱小。正是这样，在日本帝国主义正在东亚到处伸手的今天，我们要联合东亚各兄弟民族，也要联合批判和反抗日本新的侵略的正义的日本人民，抵抗日本在经济、文化和政治上的侵略，保卫和建设自己的经济和文化，保卫自己民族的和自由，共同为一个充满正义、和平和自由的亚洲，贡献出各自的力量。

与

我想起，在，大多数的人们绝不以民族的与国土的断裂为羞耻、痛苦和悲哀。学生们说：我们要学生权，要关心工农，但是不要用“问题”来烦我们。教会要高举“乡土神学”，许多“海外学人”在台北会集一堂，像讨论着与自己民族毫无关系的问题似的，对于“问题”品头论足。有一些作家说，对不起，我对于中国没有感情呢。新成立不久的野党，在连帝国主义者都已废弃的旧文件堆中找“地位未定”的依据。

“要怎样理解这样的情况呢？”这样的迷惑，常常困扰着我。而迷惑之所以迷惑，却不是因为各式各样的事大主义和分离主义有什么新论成为思想和知识上的挑战，恰恰相反，是因为这些的事大主义和分离主义的逻辑，在知性上过分明显的贫乏与粗疏，竟能在的士林、学院和堂庙中，嗡嗡喳喳，议论不休。

《无言的山丘》

要以仅仅是四十年不到的战后史的发展，来抹杀、否定和湮泯中国民众所创造的数千年的历史；宁可奉承及身可见其衰败的强权，而以强权的眼光卑视一切中国的事物，却注定了要和才只不过四十多年前那些唾弃自己的民族，疯狂地使自己“皇国民化”的士绅、知识分子一样，在历史的转折中灰飞烟灭。我于是看见历史对于歪曲历史者的冷峻的报复了。

一个人以平庸的智慧，安静地看透那只要中才之智就能看破的一时代的愚痴。这又是何其不堪的寂寞呢？

20世纪文学家、思想家、社会运动家，被称为“的鲁迅”

永远以弱者、小者的立场，去凝视人、生活和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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