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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文飞×张猛×李春雨:陀思妥耶夫斯基《群魔》的不朽与重生(上)

步遥情感网 2025-10-18
导读《群魔》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创作生涯中最重要的“陀氏五经”之一,是作家“土壤派”思想观点最直接的体现。在19世纪60—70年代各思想阵营激烈纷争的背景之上,作家将社会批判、精神探索、爱情悲剧等多条线索糅合起来,创作出这部结构精巧、思想深邃的杰作。《群魔》中的主题、形象、艺术手法,始终以崭新的艺术语言,叩击着这个在废墟上寻找意义的时代。《群魔》,李春雨 译译林出版社2025年2月版2025年6月25日,译林出版社邀请首都师范大学燕京讲席教授、俄罗斯科学院外籍院士刘文飞,中国人民大学副教授张猛,以及

《群魔》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创作生涯中最重要的“陀氏五经”之一,是作家“土壤派”思想观点最直接的体现。在19世纪60—70年代各思想阵营激烈纷争的背景之上,作家将社会批判、精神探索、爱情悲剧等多条线索糅合起来,创作出这部结构精巧、思想深邃的杰作。《群魔》中的主题、形象、艺术手法,始终以崭新的艺术语言,叩击着这个在废墟上寻找意义的时代。

《群魔》,李春雨 译

译林出版社2025年2月版

2025年6月25日,译林出版社邀请首都师范大学燕京讲席教授、俄罗斯科学院外籍院士刘文飞,中国人民大学副教授张猛,以及《群魔》译者、厦门大学助理教授李春雨三位老师,一起畅谈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及《群魔》的永恒魅力与当代价值。

刘文飞老师归纳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十种读法,总结了阅读《群魔》时要注意的“远近”“平衡”问题;张猛老师探讨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对俄罗斯现当代文学、电影创作的深远影响,为我们呈现了作为“先锋派美学先声”的陀氏艺术;李春雨老师则从翻译策略的角度分析语言细节,让我们看到作家是如何通过锤炼字句,实现对人物心理的精准刻画、传递出丰富的审美意蕴的。

三位老师从宏观走向微观,带领读者站在俄罗斯文学的莽林中,重新发现《群魔》这棵枝繁叶茂的大树,并触摸每片叶子上的纹理,看到那一颗颗晶莹的露珠。

以下是本次精彩对谈的回顾稿,分为上下两期发布。此为上篇。

刘文飞:

发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更多打开方式

米尔斯基在《文学史》中谈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四部“思想小说”(《罪与罚》《白痴》《群魔》《卡拉马佐夫兄弟》)时,提出了陀氏的四种读法。第一种,是把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每部小说都看作社会生活的如实记录。这也是我们中国人,尤其我这一代学者最熟悉的读法,即把文学作品看作对现实的反映。我们讨论它跟时代的关系,跟社会、生活的关系,尤其强调作家本人在作品中对现实的态度。就是基于这种读法,《群魔》在苏联和俄罗斯的接受史上起伏最大。在激进主义占上风的时代,《群魔》一定会受到贬低;而在一个保守的时代,《群魔》就会受到推崇。这就是对现实主义文学作品的“现实主义读法”。第二种,是把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看成宗教文本,把陀氏看成先知、布道者。这种读法看重的是他作品中的精神内涵,这也正是他如今在全世界特别走红的原因。无论读者是否有教信仰,都必然要从宗教角度来看待陀氏的作品。

《文学史》

德·斯·米尔斯基 著,刘文飞 译

第三种,把陀氏的作品看成他的自画像、他的第二自我。无论是非虚构作品中的他,还是他在虚构作品中塑造的主人公,我们都会把他们当成作家本人,都会在这些人身上寻找陀思妥耶夫斯基。当然,读大作家的作品,我们总会不由自主地觉得,作家本人就站在作品背后。第四种读法,是把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当成“情节小说”,也就是我们现在说的悬疑小说、惊悚小说。在同时代的作家中,陀氏是最会讲故事的。托尔斯泰当然也是讲故事的高手,但托尔斯泰讲的是历史故事、爱情故事,而陀氏讲的是当代故事、离奇故事。一个是贵族口味,另一个是平民口味,重口味。当然,米尔斯基说到这一点时,或多或少带了一种淡淡的嘲讽。他的意思是,陀氏比同时代的小说家畅销,是因为他的作品“有料”。另外,我们也知道这两人的写作动机是不同的,托尔斯泰坐在庄园里,闲来无事,就想教育人类;而陀思妥耶夫斯基是要还债的,如果写得不好看,书就卖不出去。以上就是米尔斯基所归纳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四种读法,对我们的启发还是很大的。

电影《陀思妥耶夫斯基一生中的26天》

讲述作家在速记员安娜帮助下赶稿的经历

后来在一次讲座中,我又补充了四种新的读法。第一种是比较的读法。白银时代作家梅列日科夫斯基写过专著《托尔斯泰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称托尔斯泰为“肉体的作家”“生活的作家”,而陀思妥耶夫斯基是“灵魂的作家”“精神的作家”,从此对这两位作家的对比就流行起来了。后来大家也开始拿陀思妥耶夫斯基与果戈理、屠格涅夫、加缪等作家对比。仿佛陀氏可以拿来跟世界上任何一位大作家作对比。这样的比较还在持续和扩大。现在还可以看到陀氏被拿来与中国作家,如鲁迅、郁达夫等进行对比。第二种读法,来自我们俄罗斯文学专业的人都特别熟悉的金的贡献。他的“复调”“对话”“狂欢”等理论,都是在解读陀氏作品的过程中总结出来的,也为我们阅读陀氏提供了巨大的空间。

第三种是现代派的读法:也正是从金活动的那个时期开始,大家开始把陀氏看成现代派的鼻祖。对潜意识的描写,以及意识流、结构倒置、作者面具等现代文学中的手法他都用过。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存在主义了。加缪承认陀思妥耶夫斯基是自己的思想先驱,所以大家都认为陀氏是世界文学中最早的存在主义作家。第四种读法是把陀氏的作品看成“思想小说”。这个定义是苏联文艺学家恩格尔哈特提出的,他把陀氏的作品看作一个独特的类型。陀氏的主人公不是人,而是思想,他的作品就是他本人思想的传声筒,他的作品就是思想史著作。

加缪根据《群魔》创作的同名剧本

后来我又加了两种读法,我认为是我们在以前的阅读中所忽视的。第一是从写法、从形式的角度去读他的作品。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思想太强大了,反倒让我们忽略了他的形式。恩格尔哈特反复强调他的作品是一种体裁,一种类型,其实就是把内容当作形式来读的。第二是读译本、读翻译。最新的译本在传达原作的现代性这方面无疑是最好的。

以上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十种读法,而具体到《群魔》,又有一些新的角度。

首先,是远和近的角度。在1860—1870年代的语境里,《群魔》有高度的现实指向性和深刻的思想内涵。我们可以具体地看到他赞同什么、反对什么。但与此同时,《群魔》又是关于人类命运的整体隐喻。我写过一篇文章,叫作《脱离“土壤”的“群魔”——陀思妥耶夫斯基〈群魔〉中的斯拉夫派立场》,研究斯拉夫派与西方派之间的关系,将这部作品当作斯拉夫派观点的一个标志。

我们会发现《群魔》与现实生活的联系非常紧密。其实在19世纪的,有两位作家是这样写作的。除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就是屠格涅夫。我们当然知道这两人是文坛上的宿敌,会用一些比较狠的语言来互相攻击。顺便说一句,《群魔》中的卡尔马济诺夫就是在影射屠格涅夫。陀氏在自己的书信中,也吐槽屠格涅夫如何娘娘腔,如何出尔反尔,等等。俄文版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注释中,也会补充上这类轶闻,可见两位作家之间的矛盾是大家公认的事实。但他们之间存在分歧,其中一个原因是两人看待文学的态度、立场太相似了——两人写的都是身边事。

托尔斯泰主要写的是历史,尽管《复活》是写当下,但你还是会发现作家与当下拉开了距离;普希金和莱蒙托夫是高度抽象化、类型化的,他们笔下的故事可以平移到任何一个国家。但在19世纪的作家中,只有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屠格涅夫写的是社会当下的事情。俄语中有一个词是“актуальный”,一般翻译为“现实的”“时效性的”“当代的”“迫切的”等,但我们其实一直没找到一个足够准确的中文词汇与之对应。这两位作家所写的就是“актуальный”的题材,就是我们身边的、需要被反映、被解决的问题。

加缪特别推崇陀思妥耶夫斯基,说《群魔》中的人物“不能够爱,又为不能爱而痛苦”,还说他们“虽然有信仰的愿望,却又产生不了信仰”,这是双重悖论;加缪又说陀思妥耶夫斯基“拒绝了不是社会主义的宗教,也拒绝了不是宗教的社会主义”。这三点就是加缪从《群魔》中读出的思想内涵。

我们在文学史上会说《群魔》是陀氏作品中最有现实指向性、最有倾向性的作品,作者总是忍不住要跳出来,摆他的立场,也就是反西方、反激进、反虚无主义的立场。但我想强调的是,最具有现实指向性的作品,往往也是对整个人类存在状态的巨大隐喻。近的东西,同时也是远的东西。我们今天的读者已经脱离了19世纪中后期的社会,所以最让我们感动的,是作品中那些“远”的问题,比如信仰的选择、灵魂的痛苦,以及社会主义与宗教之间的关系问题。大家要注意加缪在这里说的“社会主义”,其实可看成一种隐喻,看成一种集体主义精神。

很多评论家在谈到《群魔》时,会强调它的主题是对屠格涅夫的《父与子》和车尔尼雪夫斯基作品的戏仿。陀氏写的是1840年代的虚无主义对1860—1870年代的社会造成的危害,即所谓的“遗毒”。屠格涅夫在《父与子》中说子辈会胜过父辈,子辈的实践精神、精神是要超越父辈的。但陀氏告诉我们,1840年代那一代虚无主义者的孩子们都不成器、堕落了,子不教父之过。《群魔》中的彼得和尼古拉·斯塔夫罗金,都可以看成斯捷潘·韦尔霍文斯基的儿子,一个是生理上的儿子,一个是他的学生,也就是精神之子。

屠格涅夫长篇小说《父与子》

《群魔》的第二种读法,就是要看到其中“维持平衡”的问题。后来的读者推崇这部作品,实际上是意识到一个事实:任何政治理想、宗教信仰,必然面临一个问题:在你获得信仰的同时,能否保持选择的自由?弗拉基米尔·索洛维约夫等宗教哲学家相信,只有东正教是有选择的信仰,可以让人在不失去自我的前提下心悦诚服,由此解决信仰和自由的矛盾;另一个问题是目的和手段的平衡。我们可以为了一种公认的崇高、正义的目的,去剥夺任何一个人身上哪怕是特别微小的权利吗?陀氏在《卡拉马佐夫兄弟》中提到,整个天堂、全部真理都抵不上一个无辜孩子流的一小滴眼泪。这些段落到现在依然很感动我们。

《群魔》中写到小组成员沙托夫,其实没有犯任何错,只是因为彼得要树立权威,就故意把他捆起来杀掉,沉到池塘里去。如果说五人小组的这种行动是为了实现人类的美好未来的话,大家会觉得,这个未来哪怕不要也可以。这就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地下室手记》中写到的:我就不想要2+2=4,我觉得2+2=5也挺好。最后一点要保持平衡的,就是作品的思想性和艺术性的问题。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夫人在回忆录中谈到,《群魔》是陀氏写得最累的一本书,后面写《卡拉马佐夫兄弟》都没有这么累。因为作者要取材于现实中的涅恰耶夫案件,但又不能写成廉价的报告文学。

事实上,故事中三条线索彼此勾连得相当巧妙。尤其难的是加入了斯塔夫罗金的心路历程。斯塔夫罗金也是我们在文学中谈论最多的。我们通常会把他和《复活》中的聂赫留朵夫、《战争与和平》中的安德烈、《安娜·卡列尼娜》中的列文相提并论,因为在他们身上都反映着作者忏悔的心路历程。《群魔》的结构其实很好,但在关于这部作品的评论文章中,我们很少看到针对其形式的分析、艺术的分析。作品中的思想性内容遮蔽了它的形式。在阅读过程中,如何在思想性和艺术性之间维持平衡,也是我们要考虑的问题。这可以帮助我们避免历代评论家的偏差,对《群魔》这部小说艺术作品有一个客观、公正的认识。

斯塔夫罗金

(2014年俄剧《群魔》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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